立的新的逻辑模型就叫新的学说。由于这些学说从来跟真理没有关系，所以一切新理论、新学说，不管看起来多么美丽、多么精当，它都不过是哲学意义上的假说而已。正确是以时间、场合、条件为转移的。
第五讲“科学”的内质与知识的创新 “科学”是什么？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不能用一般的方式回答。读者应该明白，不光是科学，给任何一个事物下定义都是非常困难的。曾几何时，科学家们对给生命这个概念下定义束手无策。达尔文学说奠定了当代生命科学的基础，可达尔文本人从来不对生命下定义。达尔文同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赫胥黎回答说：“生命就是逃避死亡”——这等于什么都没说。直到近代分子生物学出现以后，我们现在才能勉强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不过是一个分子编码而已。这个定义需要很多的论证，本文在此举例只是为了说明，对某一个问题作出概念性的理解，有很高的难度，是需要极深厚的背景思想系统才能够实现。那么“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决不是一般的科学家能够回答的，而只有哲学家能代劳。
王老师在西安大学讲演哲学课时，一名女学生告诉他说，她迄今听到过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是中国一位科学院院士说的，那位院士说他不知道科学叫什么。这可以算做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其实，“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不要说在中国没人能回答清楚，就是在西方，迄今为止也处于争论中。为什么概念特别难界定？前文说过，自然界里没有飞跃，任何事物之间没有真正清晰的边界。尽管西方经历了神学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这个说法已经达成共识，但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边界并非那么容易找出来。
最早探讨这个问题的人是亚里士多德，而他也并未提出清晰的科学概念。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学说都叫哲学，顶多在研究自然学分化出一个博物学。所以在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讨论一般的存在问题——讨论存在的存在，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哲学。什么叫第二哲学呢？就是物理学、生物学这些东西。在亚里士多德所在的古希腊后期，博物学已经出现分科的局面，出现了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哲学，有人认为这就是科学的开端。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分科之学就是科学？仍然不行。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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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捡破烂也可以分捡，可那不能叫科学。科层化的科学体系可以在任意场合使用，所以仅见分科之学仍然不行。
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弗郎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新工具论》指出的。他说，既往讨论学术的方式只能导致混乱和谬误，必须用实验的方法才能得到科学。（他所说的既往是经验哲学——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哲学——用各种哲学的方式给神学辩护。所以中世纪的时候，哲学衰退变为神学的奴仆，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以这时有人提出可以实证研究的学问叫做科学。可这又不对，因为任何的学科都可以“实证”。比如一个人信鬼神，他可以明惶惶地指出来他昨晚看到鬼了；算卦的人很多时候算准，其实里面鬼名堂极多；魔术师就是反复“证明”他能从袖子里变出鸽子来，可如果你真的相信他能无中生有，那算你傻透了。可这确实是实证——亲眼所见，所以用实证的“经验”的方式作学问，或用实验的方式获得知识，以这个来定义科学还不成立。
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谈起
基于对休谟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对科学史的深入考察，波普尔（K·R·Popper）一反过去那种“观察——理论——再观察”的俗套，提出了“理论——观察——新理论”亦即“猜测——证伪”的知识创新思维模式，并指出一切学识的科学性与其可证伪性相一致，即科学性愈高，可证伪度就愈大（神学、占星术、形而上学以及所有那些以信仰为前提、以归纳为佐证的颠扑不破的学说都一概与科学无缘，是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这既是对康德先验综合演绎论的更明快的表述，也是对科学创新起于“猜想”和“假说”这一历史事实的哲学性确认。然而，倘若非科学是不证即伪的学识，而科学又是凡证皆伪的学识，那么，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在内的一切人类思想成果，其可靠性或有效性的基点又在哪里呢？这是波普尔哲学必将面临却无从回答的一个大难题——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波普尔悬念”，留待以后解惑。（《物演通论·卷二》第六十六章）
上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专门研究什么是科学的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一个对科学的界定：凡是能被证伪的学问叫科学。此话一出，语惊四座。这跟我们的观念刚好是相反的，这就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论。王老师不承认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认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比前两个概念好。波普尔发现，凡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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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波普尔用了极厚的一本书作证明，本文只引用他所说的事实，感性地作一个分析。波普尔说，科学就是能被证伪的，那么非科学就是不能被证伪的，并将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假定一定要说它是科学，那它一定是伪科学。到现在为止，谁都证明不了上帝是存在的或者是不存在的。但信神的人可以给你言辞凿凿地讲上帝，你虽然看不见上帝，决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又如占星术、算卦等等，我们永远不能证明这是无效的。就算是在哲学上，我们也永远无法证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对错，因为对此作出证伪需要感知通道以外的另一条通道，然后找到这个非感知通道的边界条件，并加以比较。可是前文已经说过，这样的非感知通道不存在。因此你永远证明不了是唯物主义对还是唯心主义对。当你说这个东西是你感知集合的时候，你拿任何一个事情都能证明他就是你感知的集合——簇拥而上它有质感，眼睛一看它有颜色，用手一敲它咚咚作响——唯心主义说，一点不错。唯物主义说，因为我捏着它是有质感的，触觉能感觉的到，我能看见它有黑色，我又一敲它有声音，所以它一定是我手以外的另一个东西。可是你找不见这两种说法的边界条件。而两者的边界正是拿的这件东西本身需要加以证明的东西。即什么叫质感、什么叫黑色、什么叫声音。所以证明完谁都没错，谁也不对。证明无效，证伪也无效。所以哲学上的唯心唯物将一直争论下去，谁也不能证明证伪它。
历史上最早的科学事件是托勒密提出地心说。我们今天把托勒密当作历史笑谈，可谁想过，托勒密建立的地心说模型给人类的贡献何其之大。发现地球是球形的功劳不在于托勒密，而在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观察月食，发现月食的遮蔽线都是曲线。亚里士多德由此明白所谓月食是地球介乎月球和太阳之间把地球的影子投射在月亮上。月亮本身不发光，而是对太阳的反光，而投射的影子是曲线说明大地是个大球形。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简单，可这对古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没有引力概念，要是大地是球形，那站在球下面的人不是掉到太空里去了吗？所以中国人决不敢作此妄想。托勒密以地球为中心，以人们的感官实证为依据——早上太阳从东边升起，傍晚太阳从西边落下，分明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观察整个天象，除了跟地球对齐的北极星外，所有的天体都绕着地球转，既符合实证、又符合经验还符合常识。托勒密用数学模型建立了完整的地心说和天文观，有效地指导欧洲农业文明长达14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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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托勒密同时代的中国天文学家是张衡。为什么我们说张衡是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张衡虽然缔造了一个地心说模型——浑天仪，但这只是一个实物模型，而不是一个逻辑模型。托勒密作的《天文学大全》，可以说是天文学的鼻祖之作。科学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必须是逻辑模型，因为只有逻辑模型才具有致密性、延展性和破绽性，实物模型这三者都不具备。越致密的逻辑模型越具有延展性，它的破绽也就越多，唯其有破绽科学也才能发展。所以，实物模型反而封闭了我们的天地观。而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为哥白尼的科学时代奠定了最雄厚的基础，尽管我们今天把哥白尼作为科学时代的，可不要忘了，托勒密的功劳永不可磨灭。托勒密是古希腊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学说在后来的工业时代都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靠两样东西：一是对财富的贪欲，二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哥伦布读过托勒密的书，主张往西走到达东方。有趣的是，托勒密把地球的表面积和体积计算错了，计算结果远比实际小。与托勒密同时有一个古埃及人，在埃及设立一个地标测量春分那天的日影长度，然后再测量从古埃及上游到古埃及下游的一个单位长度的距离，然后计算出地球的圆周大约是4万多公里，与实际非常接近，然而托勒密不知道。可多亏托勒密把地球计算小了，要不哥伦布就不敢鼓起勇气往西走了。
任何逻辑模型都会有自己的破绽。哥白尼对天文非常感兴趣，他读托勒密的书时，觉得书中的许多内容十分勉强。他觉得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的解释牵强，尽管与天象的运行又大致相符，但又经常出现不准确的现象。托勒密的学说不能解释这些误差，但又无法证伪地心说模型——因为那时候没有望远镜。哥白尼只是在逻辑上做了一个实验，他把太阳安置在中心，让所有的星辰都围着太阳转，那就可以将托勒密的很多概念都去掉，但他依旧拿不出证伪地心说的任何证据。读者在此处要注意，科学是逻辑的延展，是逻辑在先，而不是经验在先。哥白尼当年提出日心说不是依靠观察天象，因为天象并不能提供证据。哥白尼就这样宣告日心说，可由于他是波兰人，没人愿意为他出版著作，而且人们都把他当作胡说八道的疯子。他的朋友是个德意志人，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出版著作的领主，由此《天体运行论》问世。据说哥白尼临终才看到这本书，于是欣慰地去世了。可这时候没有任何人承认他的日心说，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这就是为什么布鲁诺宣扬日心说，被宗教裁判烧死在太阳广场，万众欢呼；哥白尼去世九十多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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