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章胃氏家族与地方衬会的天系“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以上书信交往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李、冒二人对明末阉党的憎恨是不谋而合的，都甘愿明遗民隐居不仕，都极富感情，非常珍视两家世谊。如众所知，李清在当时极富盛名，著作丰富，其代表作《南渡录》、《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淡宁斋史论》、《淡宁斋杂著》、《三垣笔记》、《古今不知姓名录》等蜚声海内，照耀史林，他自己曾说过不替外人写序跋，不为外入写墓铭、寿文一类应酬文章，但对如皋冒氏却是例外。与冒起宗感情颇深，对冒襄及其二子也深寄厚望，喻之为“洵（苏洵）暨两子轼、辙”，期望他们摆脱世俗嚣尘，寄意篇籍，努力写作。与上述诸多文人名士的交往让我们看到了冒氏在履行地方士绅职责上一贯性和主动性，他们甚至能把家族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也体现了冒氏族人将科举当作保证家族兴旺的手段的同时，同样重视与文人名士的交往情谊，注重家族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及其社会关系的处理。４．１．３、建立利益相通的仕宦网络冒氏家族由科举而步入仕途者亦代有其人，根据《如皋县志》、《冒氏宗谱》等资料统计，明清两代，冒氏家族先后有１３０多人入仕，拥有各种职务或官衔。其中，冒政、冒鸾等又官居显位，先后受到当朝皇帝的嘉奖，活跃于中央和地方；冒基、冒凤、冒鹏、冒阎、冒诤臣、冒谦、冒梦龄、冒梦辰、冒起宗、冒襄等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因此，冒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结成了以同年、同乡、同僚等为基础的仕宦政治网络，为冒氏保持名门望族的地位提供了有效的、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冒氏的仕宦交往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综观整个明代，主要以家乡和治所为主。在冒氏家族中与同乡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时任德府教授的严怡，交情可追至四世祖冒踽。此外，五世冒瑞早年与马继祖、温仁和等为好友，马继祖曾应冒瑞的请求做其子冒鸾的老师，“（鸾）十三岁，授《礼》、《经》于侍御马公继祖，始治举子业”。①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冒鸾会试中式时，任会试总裁官的就是温仁和。后来，冒鸾和温仁和同朝为官，结下深厚情谊。冒鸾逝后，温仁和又为之撰写墓表。冒起宗早登科第、冒辟疆文章名世，一生中与诸多名臣士人王与胤、李清、王士祯、张明弼、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慧、韩茭、柳敬亭等关系密切。在同年友中，冒起宗与李清最“最投契”，二人仕途经历相似遂订交，官场上也能相互鼓励，友谊甚笃；与王与胤则是“同年进士，周旋如家人”。此外，冒辟疆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过从甚密，共主复社，时称四公子。源于共同政治利益所结成的关系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改变，当陈贞慧逝世后，冒辟疆主动承担起照顾其子陈维崧①温仁和：《明赐进士朝议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参议乡贤得庵冒先生墓表》载《冒氏宗谱》卷八，第３５４页。两南人学硕十学何论文的责任，成为其门生并把其教育成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官场上的世交为两家后世情谊的保持打下深厚基础，也为冒氏家族在危难时刻度过难关提供了可靠的保障。４．２冒氏家族与地方社会稳定明清时期，士绅家族以其自身的权利和社会责任感而逐渐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这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大致认可的观点，徐茂明与冯贤亮两位学者对此均有专著。①陈柯云也认为，宗族统治，比较单纯的封建政权的统治更细密、更有效，而且乡人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宗族有效地控制了某些地区的乡村，成为那里实际上的统治者，维护了封建秩序，使封建社会的基础更加强固②。冒氏作为贯穿明代的士绅家族，凭借科举入仕所取得的政治权力、由其家风及文化成就所铸就的社会威望，在一些地方事务中，主动承担起了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职责。从时间上讲冒氏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明前期社会承平时期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二是在明中后期至清初社会动荡之际参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从具体内容上看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４．２．１、协助政府倡讲乡约，推行地方教化对于士绅在乡里扮演积极的角色，古代中国早有强调，而这一强调自宋以后尤为突出。比如张载、程颐、范仲淹等努力重建宗族组织，实际上就有稳定宗族社区的意义。而随着地方士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基于经济变动的社会流动性增大，这种趋势日益得到强化。它不仅是地方士绅自身的道德要求，也为各级统治者所提倡。对于乡约这种半官方的基层组织的教化作用，明朝统治者也高度重视。特别是到了明中叶社会动荡加剧之时，“朝廷以圣谕广训颁布天下俾守，令于每月初一、十五日齐集士民谆谆讲说，所以开导愚蒙，整齐风俗也。……凡著姓巨族，皆当转相传达，使其族人敬听而恪守遵之’’。同时要求士绅在其中要身体力行，起主导作用。因此，大姓人家事实上已成为地方侣讲乡约、宣扬礼法的主导力量。如皋冒氏以儒学为宗，数百年间俱以忠孝传家，略知礼法。但族广人众，不无贤愚之异。故在宣扬礼法上自有独到之处：百行莫大大于孝，凡为子者务尽孝养，爱之敬之，不可以严声忤色加于父母。为父母者亦当慈爱其子。至于兄弟间，务以友爱相先，务因家庭小隙，以致手足相戕贼。凡伯叔子侄，以及宗族乡党，一切姻亲交友之人，皆以礼相接，归于和好。妇人女子，则当孝翁姑、敬大夫，和睦妯娌，惠好邻居。如有孀妇须慕贞良，＠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１３６８．１９１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ｉｊ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陈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３６第４章冒氏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立志守节，以图旌表，为宗族光。诚能遵行不怠，则为盛世良民，不坠冒氏家风。倘有一朝忿争，或致雀鼠，则同里族人须即为调处，令其消释。如负固不服，则鸣之于祠。苟不遵约束，径自兴讼，匪特上烦官长，抑且大伤族谊，是跋扈不驯，坏我家法，阖族公禀邑侯，痛加惩责，以警无良。①冒氏就是通过“与族人约’’的形式大力推行乡规民约，遵奉圣谕，响应朝廷，并期望以此劝遍族人，可以教育子弟自律、修身，更于乡村中择其读书明理者细为讲解，俾人人安分循理，不敢为非，达到“讼狱渐息，淳谨成风”的目的，保持地方基层社会的稳定。其中大部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敬宗收族和地方教化的角度出发，对家族和睦提出的要求，其核心观念即在于强调孝悌忠义的家族伦理，并以此实践来保持家族内部成员互助的家风，又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树立了榜样。在此引导之下，冒氏族人一方面积极寻找机会主动处理好家族与乡邻的关系，如坦斋公（冒阖）在生计逐渐富足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结交乡邻，“田园遍庐井，未尝与人竞寸壤尺宅”圆，其谦让好义，和而不流，宗族乡里间翕然称之。另一方面在宣扬礼法上也乐此不疲。如三世祖冒基“平生以重礼为己任＂。冒承祜庭训甚严，鳃鳃然迪以义方，卒成其子刺史君（冒守愚）为循吏。曾“令上谷，常将天子得意立士民上＂，整饬上谷风俗，兴行教化。冒起宗晚年居家时，亦以理学倡率乡里，常与里中诸生相与讲论义理之学，与科举相表里。其子冒襄受到董其昌等人的赞赏虽然有其自身修养、学识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其对政府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给予了积极配合的因素。４．２．２、安顿流民，保护乡里流民是指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而导致的那些流窜避难逃生之人。协助政府安顿这些流民则成为冒氏做为地方士绅参与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保护乡里的又一主要内容。冒氏所参与的安抚流民的主要方式有平粜、设厂施粥等最基本的生活救济。冒氏族人参与设厂施粥的次数非常多（此情在冒氏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中将专门论述），在平粜方面，冒氏也是积极提倡参与。特别是在灾害严重的崇祯末年，遭受旱灾，灾民云集如皋，冒起宗“筹办抚恤，不辞劳瘁”。在“飞蝗蔽天，饥民无食者多矣＂的情况下，冒起宗父子，都不遗余力在如皋西门设立四粥厂以赈之。４．２．３、积极修德劝善修德劝善是明代士绅对百姓进行思想教化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非制度化”＠《冒氏家族劝诫文》载《冒氏宗谱》卷四，第２０５页。ｏ钱藻：《明故引礼舍人坦斋冒公墓表》载《冒氏宗谱》卷八，第３５６页。３７两南大学硕十学何论文的一种形式。有识者已经指出，１７世纪的自然灾害，以及从佃农的小规模起事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充分显示了旧秩序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关心个人的道德进步，而且更加关心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恰好并不强大而有效，因此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并不能真正指望和依靠政府来恢复秩序。他们只好通过建立较为全面的社区协作和救济组织，刊行和宣扬善书，来行使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①冒氏是有名的积善之家，不但身体力行地去行善，还重视学习善书，撰写劝善文章，寓教化于救灾之中。尽管冒氏行善与劝善的主观动机是为了行善而积福，保持家族的兴旺，但却在无形中将儒家正统思想渗透给家族后人乃至基层民众，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冒氏除了用实际行动从善外，还出资刊刻善书，亲自撰写善文等，特别是在功过格这类善书中，作者劝告士绅要在乡里扮演善人的角色。如表６所示：表６：冒氏家族所撰善书情况人物冒梦龄冒起宗冒辟疆冒裔《劝世论》《答丁葫生询【叫生书》《梦记》《太上感应篇笺注》《立命篇》注《太一ｌ－感应篇》（《梦记》附后．康熙＝年重刊）善书／文章为善书作序刊刻善书《逸同放生歌》从上表可以看出，冒梦龄、冒起宗、冒辟疆、冒裔一家几代人等所撰（刊）文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祸福感应、积德劝善、功过格等方面。这一现象作为一个以科举传家的家族所具有的重视教育、坚守伦理、尤其相信因果感应的心态是完全吻合的，也是受明末清初之际盛行功过格影响的反映。如冒襄的行善主要以因果之说为基调的，其《梦记》的蓝本即是受到袁黄的功过格劝诫士绅舍财积福积德的影响，即按照善行、恶行的大小，给予如一、五、十、百、千功（过）等的奖惩。在《梦记》中最能反映功过格精神的莫过于对数字的记叙，而冒辟疆在保持《立命篇》行三千善与行万善的基本框架外，其对数字的讲求，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贷得钱六千文，施乞者。又贷钱十八千六百文，施乏食狱人。贷银二十六两，买旧棉衣一百一十九件，施僵卧雪中者。买米面易钱斋僧二千余人，济贫八千余人。计余前七阅月所行之事，救患难疾病冤狱十三命，施布被棉衣裙裤共二百零七件，棺二十口，药三千余服，米麦六十三石，放生二千七百余命。诵经施食与赈济贫穷者、贫不能婚嫁、旅人流离不能归者，共银一百一两七钱，合之为万善圆满。②原本恍兮惚兮的感应之理和宗教体验，在此却用精确无比的数字和计算转换成极度功利的交易。所有这些，都表示了士绅对稳定地方＿＿＿－－●●＿’＿＿＿＿＿＿＿＿●＿＿＿－＿＿●＿＿＿＿＿＿’＿＿＿＿＿＿＿＿＿＿＿＿＿＿＿＿＿＿＿＿＿＿－＿＿－＿＿＿＿＿＿＿＿＿＿●＿＿●＿＿＿＿＿＿●＿＿＿一、西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冒辟疆：《梦记》载《巢民文集》，第６２５页。３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