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汉书〃卷五十一》
汉武帝的遗憾自不必说，枚乘若非年老不胜路途劳顿(虽然是安车蒲轮)，那继《七发》而起的，一定是“越发”不可收拾。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汉书〃卷八十七〃下》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法言〃吾子》
扬雄的忏悔式自省，虽然本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但从忧国忧民的责任心角度观照，总是要比“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要沉重。扬雄的《长杨赋》作于公元前10年，是汉赋全盛阶段的殿军之作。
汉赋的全盛阶段，以凄迷笼罩的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婉美拉开序幕，又以酸风射眸的别有幽愁暗恨生的悲凉美落下帷幕。这两种美的诞生，是汉赋全盛期赋体文学弥世大作之万丈豪光在云层后的喷衍!拨开云层、拉开帷幕，我们可以看到赋体文学卓立当时、巉巘后世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可以看到盛世景象的恢宏壮丽，可以看到奢华生活的铺陈描摹，可以看到荒幻离奇的珍禽异兽盖世宝物；当然，也可以欣赏两千年前中国方块字的繁胜丰富、细腻周到，更可以玩味汪洋恣肆与法度和谐熔于一体的大匠神工笔力。与此同时，尚可以饱览赋体文学在其全盛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各展妙姿的、各种题材与体裁的蓬勃成长。
班固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虽然道学，但在评价汉赋全盛阶段时，分期是正确的。刘勰也说：“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他们所说的，就是文学史家乐于称道的武昭宣元成时代，即汉赋的全盛期。扬雄辍笔不再写赋之后，政治也黑暗、混乱了约四十年时间，文学上自然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作品。这期间，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相继谢世。但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班彪的降生，则似乎是一道闪电，预示了汉赋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到来。
第三阶段：汉赋发展的成熟阶段（25－218）。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22岁的班彪(班固的父亲)作《北征赋》算起；而这一阶段的结束，则应以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中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四人同时死于瘟疫为标志。这一年是公元218年。这一阶段历经将近二百年，近于东汉一朝的时间，赋体文学作家前赴后继，虽然没有再现赋体文学全盛时期的辉煌，但却在千锤百炼中从各个方面完善了赋体文学本身，使得后代称作赋者，总难脱出汉赋的窠臼。
在这一阶段，汉赋全盛时期的各种题材几乎都被梳理了一遍：抒情赋又出现了《北征》、《东征》、《述行》、《髑髅》等赋；写物赋出现了著名的《两京》、《两都》、《登楼》等赋；说理赋又出现了《幽通》、《思玄》诸赋等等。这些汉赋全盛阶段创作的赋体文学品种，在东汉赋家手中显得更加圆融，并在体裁、词句使用、表达语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同时在这一阶段中，从抒情赋中，派生出了具有市民情调的、反映爱情生活的赋篇，比如《定情赋》、《协合婚》、《神女》等赋；而在汉赋全盛期尚为数不多的咏物赋，在汉赋的成熟阶段却作品迭出，成蔚为大国之势。
建安时代，往往出现同一题目几篇赋篇存在的情况，则大都是文人(比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父子等)聚会时的游戏之作，但由于时代关系，也颇有新意在其中。况且，这又是汉赋创作中的一种新形式，在开创后代诗歌唱和之风方面，功不可没呢。
综观汉赋的三个发展阶段，汉赋自始至终顽强保持了自己的几个基本特征，即长篇韵文(中可换韵)、故设问答、广陈事理、夸张描写、华丽辞藻、排比连类等，因而篇幅虽有长短之分，但一般说体制都较为
宏大，特别是汉赋的全盛阶段，长篇大幅特别多，它的余绪是东汉的《两都》、《两京》。正因为这一点，汉赋才和《史记》、《汉书》一起，被称作大赋巨史。
二、汉赋的艺术特征
如前述，汉赋在自己的兴起、兴盛、成熟过程中，不管题材如何变化，始终保持了体式上的一些基本特征。要把握汉赋这些体式上的特征，就必须理清汉赋在体制上，对前代文学样式的借鉴、继承与发展。同时汉赋的某些特征，也受当时的社会心理、时尚、价值取向的制约与影响。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实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离开人间，无以完成。但有汉一代在赋体文学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确实让人惊羡它的仙风拂荡。
首先，长篇巨制，是汉大赋最明显的特点。
这固然得益于《诗经》中的颂诗及雅诗中部分史诗，尤其是楚辞构制长篇的艺术润泽。但是，汉帝国的少壮精神与大国气象，无疑是大赋体制宏伟的折射原体。与前代的巨制长篇比，汉赋一扫《诗经》的板滞庄重、《楚辞》的凄怨渺幽，而以雄风鼓荡、恣肆洋洒为体。因而虽为长篇，决无冗遢之累，反给人以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
铺陈排比，是《楚辞》与秦汉政论文的突出特点，而汉赋作家拿来构制巨制宏篇，自然艺尽其用。且不说《子虚》、《上林》、《长杨》、《羽猎》等散体大赋，就是《招隐士》之类的缠绵悱恻之作，也决不逊色于《招魂》、《大招》的东西南北上天入地。润色鸿业的汉皇心理、与大汉国民的自豪之情，是汉赋中大肆铺陈排比的精神支柱。
汉赋在结构布篇时常设主客问答以推衍行文，这无疑是继承了先秦语录文的问答样式以及《楚辞·渔父、天问、风赋、对楚王问》等前代文学体式的成功经验。但汉赋的“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手段，“假设问对以申其志”为目的，其中充溢了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处心积虑的主动创作意识。这一点，是前代文学样式所不及的。
其次，汉赋的节奏韵律，也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这就是四、六结合，韵散相间。
四言句式是《诗经》的主体、六言句式是《楚辞》的主体，汉赋把四言六言融于一体，创造了四、六结合的文体。前期的骚体赋总于行文中带“兮”字，显露出脱胎于楚辞的痕迹，而后期的咏物、说理、抒情赋，又露出骈四俪六的端倪。纵观汉赋发展的全过程，没有脱离四、六句式的行文方式。在中国文体学上，可以说汉赋是散文向骈文过渡的熔炉。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汉赋之所以能完成四、六句式的交融，主要得益于汉赋穷声貌以尽意的创作需要。要极尽风物的姿态，就要进行多角度，起码是正反、对应等两上以上方位的描摹。于是排比对偶句法在汉赋中得以漫延。四六句式是排比对偶句法的最佳元件，自然得以在汉赋中“菡萏溢金塘”，展现其天作之合的无穷魅力。
秦汉之前的散文，如果用韵，便不行散文之法，若有长篇巨制，中间换韵而已。秦汉政论文首创了在散文中夹杂韵文的韵律构建方式。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本应是韵文，骚体赋用韵较密，诗骚痕迹较浓。但汉代散体大赋勃兴之后，韵、散疏宕错落，不斤斤于韵脚切换的流荡之风大炽，形成了汉赋自己韵、散疏宕结全的独特风格，所谓“切响浮声，引同协异”，正是汉赋肇其端。
正是四、六为体，散韵结合的全新表现方式，使得汉赋节奏迭宕错落、变化有致，扫荡了前代长篇巨制容易流于板滞的弊端；同时也使汉赋读起来朗朗上口，虽然是“不歌而诵”，却也醒耳明目，让读者在节奏韵律方面，享受无穷美感。
以上两点是汉赋在体裁上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汉赋在继承、发展前代文学样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体式、节奏韵律，成就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伟丈夫的完美形象。但是汉赋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外部结构形式的完美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表现手法上。
三、汉赋的表现手法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语汇丰富。汉代经学盛行，为注经解经需要，小学盛行，而有些大辞赋家比如司马相如、扬雄，本人就著有小学类著作。因此汉赋中往往奇辞丽句满眼。这样丰富的语汇出现在一篇作品中，在文学史上竟成为空前绝后的现象。
第二，雄辩夸张。战国纵横家、秦汉政论文以雄辩夸张著称于世；而楚辞的夸张铺陈又泽及后人，所谓“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汉赋在这方面虽多有继承，但自己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又是让人拍案惊奇的。汉赋写苑囿、写宫室，写场面乃至写都市，甚至小到写竹扇、洞箫等具体物象，无不淋漓尽致。雄辩而不失温丽、夸张而不失雅信，成就了汉赋独具的美学价值。刘勰说：要想不向司马相如、王褒请教作文之法，而达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境界，则必须“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决非对汉赋作家的溢美之辞!
第三，情理交融。汉赋中说理赋、抒情赋自不必说，就是咏物赋包括咏物赋中的苑林京都大赋，都以情理交融见长。汉赋之前，先秦的说理议论文中带情，是哲人赤血热肠情愫的流露；楚辞中多抒情少说理，但整篇有一两个道理在其中；秦汉政论文虽然表面上看口若悬河似战国纵横之士，然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情真意切。他们的情与理，是互相依附中的相互显现，而不是作文者有意为之的艺术表现手法。汉赋从骚体赋开始，就把情理交融作为增强表现力的手法，由于作者毕竟有真情在，读来也能感人至深。值得指出的是散体大赋中的“劝百讽一”，由于汉天子宇内独尊喜怒由心，作家在“风”时便需要更加小心地动之以情，然后才敢晓之以理，故尔往往表现得比较隐晦。至于赵壹敢于对“当今”破口大骂以渲泄疾邪之情，那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今上”顾不得动口不动手的文人了，是特例。
第四，物象繁富。这是汉赋在表现手法上最重要的特点。骚体赋以联想虚构喻象，让人重温楚辞的天国漫游；散体大赋实物形象美不胜收，还能倒出笔来悬想琼池瑶圃；抒情赋往往藉所见而发感，咏物赋自能连类而取譬，说理赋又时常托之于人们喜闻乐见或望而生厌的物象等等，都反了汉赋这一文体物象丰富的特征。物象的繁富成就了汉赋内容富赡、构想奇丽的艺术品位。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汉初的骚体赋，及其代表作家贾谊和枚乘。 一、贾谊的赋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文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 步一时。 （一）《吊屈原赋》
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 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 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 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 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 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 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 此咎兮。
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 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 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 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 而远去”。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 （二）《鵩鸟赋》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鵩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鵩鸟入其宅。 谊以为不祥，作《鵩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 兮知命不忧”。 这是一篇文学内涵丰富的赋篇。从思想观念上，作者借鵩鸟之口，宣扬老、庄对待吉凶福祸生死的旷达态度，因而形成全赋缥渺恢宏廖廓的氛围，又不失论理的精辟独到。在表现手法上，上承《诗经》鸟语人言相辉映(比如著名的《鸱鸮》)、《楚辞》的问答交流渲内情(比如著名的《天问》、《风赋》)等艺术手段，结构成我国最早的以四言为主的问答赋，开创了后代写物赋、寓言赋、说理赋的先河。
二、枚乘与《七发》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策划谋反，枚乘上书直谏，吴王不听。去而之梁孝王。后吴王与六国反，枚乘复说吴王，吴王不纳其策。吴王被灭后，乘闻名于世。汉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枚乘不好做地方官吏，遂以病辞官，复游梁园。梁孝王薨，枚乘回淮阴。武帝即为后，闻乘名，召入京，道死。《汉书》卷五十一有传。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 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1、解题。《文选·李善注》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道出了《七发》的写作主旨与结构方式。
2、结构。赋的开篇，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 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 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 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 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 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 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 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 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 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 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 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 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 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 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 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七发》中作者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趣与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在赋前面的总序、即吴客阐述楚太子病因，和这结尾的第七“发”中。作者认为：要全生保性身体健康，决不能沉湎于出舆入辇、洞房清宫、皓齿娥眉、甘脆肥脓的物质享受中。否则，身体损伤，连畋猎、观涛、游观、欣赏音乐的正常活动都无法参加。而对保养身心有利的，则是清心寡欲，注重丰富精神生活，多和“方术之士”中“有资略者”接触，多听他们“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 3、文学成就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 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第一，《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 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 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 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 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