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给你们我在国务院12年的工作经验，请你们看看我说的是胡话还是真话、老实话。”在22日《朱镕基讲话实录》读书座谈会现场，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师生再次重温了这段视频。
视频拍摄的时间是今年4月22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朱镕基回到曾工作17年的经管学院，那时老院长手里拿着的是《朱镕基讲话实录》初稿。5个月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该书隆重首发式，朱镕基未再露面。
视频中，朱镕基仔细对经管学院师生介绍了这本彼时尚未公开发行的书，“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讲话，其中没有《政府工作报告》，因为那些已经出版过了；第二部分是照片；第三部分是我的批语和信件。”
朱镕基一边翻给大家看一边说。翻到批语和信件部分时，朱镕基说，“都是我亲笔写的，字不怎么样，但都是真话。只有为胡雪岩故居题的字从书法角度还可以，请你们批评。”
“我认为这本书对于经管学院的学生，无论是做官、做人，还是做企业家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做人的意义大于做官。”朱镕基认真对现场师生说，这120万字是从1500万字里挑出来的，读完尚且不容易，照着做就更不容易了。
时隔5个月后，经管学院师生重温这段讲话依然掌声雷动。他们如约得到了老院长委托人民出版社赠送的500套《朱镕基讲话实录》，感受最深的依然是老院长倡导“讲真话”的可贵。
清华经管学院现任院长钱颖一发现书中收录了关于清华的5篇讲话，其中有4篇都是对经管学院讲的。这位有机会多次见到老院长的清华知名教授向朱镕基汇报工作时，也被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不讲假话、套话。从每年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开会座次的安排到询问教师的薪酬、从过问学院英语授课比例，到引进教师数量，朱镕基都要求用数字说话。
钱颖一表示，有学生说这本书应该叫《朱镕基讲实话录》，也说明“讲真话”、“讲实话”对于学生的触动。
该书的火爆程度让本以为准备充足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也没预料到。黄书元说，截至21日，首批42万套已销售一空，目前正加印至100万套，预计“十一”前后能供应市场。该书还带动了两年前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又加印10万册。
黄书元认为，该书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一是因为朱镕基的个人魅力；二是朱镕基为中国的改革和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做出了巨大贡献，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对当年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背景具有解密意义。
（素材八）陈丹青：艺术家爱说真话
“叫喊没用，我知道，可是我仍然要叫。言论便是言论。贵报追究许多事，十之七八恐怕无效，可是贵报还在办，为什么？”——陈丹青
“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新周刊》评陈丹青新作《退步集》
2005年初，艺术家陈丹青新书《退步集》问世，书里收录他去年10月给清华校方的辞职报告，辞职报告迅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于他尖锐批评了教育体制，并出于对一些制度不满而请辞，私人化的辞职成了社会话题。陈丹青一下子成了焦点，信件、电话、短信，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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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丹青请辞，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某些报道渲染了事件的戏剧性。2005年底，回忆此事，陈丹青语气平静，他说，辞职只是出于自己的性格，实在看不过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在内心深处，他对引荐他的老教授，对清华大学 的聘用深存感激和尊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和领导、同事关系良好。他一再强调，学校对他很好，没有任何不愉快发生。
从2005年起，陈丹青不再招生，他的任务是完成自己“第四研究室”4名研究生和2名博士生的学业。“等到2007 年暑假孩子们全部毕业后，我就正式离开清华”。
陈丹青现在还在讲授“公共选修课”，他的课吸引了理工科学生，甚至外校学生。有学生在清华论坛上发帖子感叹说，“听陈丹青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不时受到启迪。”
陈丹青不习惯学生喊他老师。他和学生就像朋友，或者是艺术家之间亲热随便的关系，能一起吃饭聊天，仿佛他自己当年在中央美院读书时一样。
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陈丹青仿佛有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另一方面，他坦率、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
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当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中国城市谈不上“建筑景观”，只有“行政景观”，反复追问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他今年于鲁迅纪念馆做的讲演结尾，突然感叹“今天的中国文化人变得越来越不好玩”。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和调侃。
陈丹青的批评也招致许多非议。有圈内人说他不务正业，吹牛胜过文章，文章胜过绘画。美术圈外，人们为他叫好，说他代表了社会良知。
在公众与媒体眼里，陈丹青仿佛一位“老愤青”。日常见到的他，聪明、幽默、儒雅、友善，把酒闲谈，爱开玩笑，跟他一起吃饭真是件有意思的事。但一谈到社会问题，又是个严峻的陈丹青，神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坦率、直接、尖刻。
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在纽约“洋插队”的生活，对陈丹青影响深刻。在国外，陈丹青注意到中美艺术家们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差异：“美国艺术家都是个体户，自己选择自己承担，不靠国家，不靠单位。另一方面，人人都为自己负责，国家社会是你的，你得有个态度。”陈丹青说，“你说我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我都不乐意，不承认。”“不要上角色的当，不要上专业的当。不要真的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是个知识分子。”
在纽约18年，陈丹青心甘情愿边缘化。“我喜欢看看热闹，但不凑热闹”，因为他“讨厌任何被称为主流的事物” 。命运弄人，当陈丹青作为著名“海归”受聘清华，也成了中国的准“主流”。
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学生。“真是自作多情！”他自嘲被现实击碎的梦。在他眼里，人比艺术重要，学生比学校重要，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可是他看见在今天的学院里“学生最次要”。他说：“我有什么好愤怒的？我的情况已经很好了，我是为年轻人的处境愤怒啊！”
面对种种社会现象，说，还是不说？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病。在别人看来，身为清华教授，拿着不低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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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作也不算劳累，更受人尊敬。但是陈丹青说：“每次开会坐下来，我都想，算了，今天不说了，可是忽然就已经说出口来。”
除了美术，陈丹青还观察着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五年来他结集出版的四本书，都是观察与关注的结果。陈丹青兴趣广泛，他喜欢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看美男美女、和朋友喝酒聊天。他喜欢一切有趣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中看出有趣。他说：“站在马路边看人就很有趣。”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他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说到这些，陈丹青的脸色陡然庄重。
2007年以后，陈丹青将彻底做名画家。“我只想自己一个人，保持说话。”他坦言，今天不存在徐悲鸿那代人从海外回来兴办教育的机遇，但他对目前社会与民间的空间毫不犹豫给予肯定。
关于外界褒奖其著书，陈丹青反应很简单：“不是写得好，是为几句真话。”最后陈丹青补充道：
“我还有许多真话。”
（素材九）马寅初：像马寅初先生那样说真话
不说真话一定是可耻的。一切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以时间作证，那些由虚伪、贪婪、懦弱和犬儒编织起来的精美花环注定了只是泡沫，50年后马寅初受到的普遍尊敬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首先并非因为他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不是因为他担任过北大校长，而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那种浩然独立的人格力量。 50年前，他明知自己的观点不合当时的时宜，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依然义无返顾地说出真话，甚至在遭到批斗、围攻之时，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依旧毫不屈服，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
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纪念座谈会上称之为“永恒的北大之光”，高度赞誉：“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述，早在1927年马寅初曾以“牺牲主义”来概括北大精神，就是不顾一己私利，勇敢直前，服务于国家社会。
他一辈子践行了这样的北大精神，1940年，他在给陆军大学将官班演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并指名道姓地说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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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充作抗战经费。”他的言论如此锋芒毕露，如此毫不留情，当然大大地得罪了权贵豪门，因此一度被软禁在偏僻的贵州息烽，他也因此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成为社会良知的化身。
即便是在他期待和向往的新时代到来以后，他也没有放弃独立思考，放弃说真话，《新人口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对知识分子而言，老实说，说真话算不上一个高调的要求，只是一条立身处世问学的底线而已。但不说真话一定是可耻的。一切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以时间作证，那些由虚伪、贪婪、懦弱和犬儒编织起来的精美花环注定了只是泡沫，50年后马寅初受到的普遍尊敬只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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