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和谐性。即让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性格复杂性。体现一种中和之美。这种和谐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使现象能比较直接地表现本质；二是回避理智与感情有矛盾，保持人物单一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祖，但它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推向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人物典型。
《水浒传》会出大题
试论《水浒传》人物塑造的特点以及小说语言的特色
《水浒传》把塑造绿林豪侠英雄作为自己的最高艺术追求，开始了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一方面，作品中的绿林豪侠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作为“勇”和“力”的化身，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社会下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思想和生活情趣，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具有一定的个性化典型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
（1）传奇性与现实性，超人与凡人的结合。即既写人物的传奇色彩和超人之处，又写他们的性格弱点和成长过程，避免了因过分夸张而失真的毛病。
（2）惊奇与逼真的结合。即整个故事情节的高度夸张和具体细节的严恪真实的融合，使其既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又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3）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的结合。即用讲故事的办法，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勾勒出人物性格的轮廓，然后用工笔细描的方法，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4）稳定与变化，单一与丰富的结合。即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稳定中求变化，单一中求丰富，其性格既有主调，又有多个侧面。
《水浒传》的语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说话”艺术的语言恃色。它以北方口语主要是山东一带口语为基础，加工成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其主要特色是：简洁明决，生动含蓄，表现力很强；写人叙事，多用白描，不用长段抒写，往往用几个字便便意态毕肖。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个性也很突出。书中绿林好汉的语言，往往能符合其身份、个性和神态。
《水浒传》：宋江人物性格特征与梁山英雄出路的联系
宋江谦虚谨慎，疏财仗义。他任人为才，具有高超的组织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创造了梁山泊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宋江的性格是矛盾的，忠义是他的本色，报君是他的信念，他把起义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政治手段，将招安视为义军最完满的归宿，其思想直接关系着梁山的成败，他是《水浒》的灵魂，是主题思想的体现者。
宋江年轻时曾任郓县押司，后因杀死阎婆惜刺配江州，被晁盖等人救上梁山，晁盖身亡后任梁山寨主。受招安后，宋江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酒害死。作为贯穿全书的一个主角，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的朝廷忠臣--悲惨的结局几个阶段，宋江的一举一动决定了整个梁山泊的生死存亡。
出身和经历是形成宋江矛盾性格的重要因素。他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深受传统教育，一直希望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走入社会后他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养成了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喜欢玩权术的性格;社会地位低微、与江湖好汉的结交使宋江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富有正义感。
宋江具有“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的“义”行。他的地位很低，是山东郓城县掌管文书的下级官吏，之所以驰誉江湖，主要是因为他的“义”。正因为有这种“义”行，所以人们把他称作“及时雨”。他酒后失态，被迫上了梁山。 宋江一直把梁山当成临时栖身之所，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跳板，根本不同意终身落草，即他的造反动机不纯。受招安后，他以“忠”灭“义”，性格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所以梁山好汉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一心归顺朝廷卖命的宋江也是落个被毒酒赐死的下场。
记住特点：1、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挥金如土，结交天下英雄豪杰。2、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求贤若渴，胸怀宽广。3、造反动机严重不纯，“忠”灭“义”，对梁山义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
明代前期诗文： 台阁体：
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是指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茶陵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当时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明代大学士、立朝五十年的李东阳，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
前七子：
弘治、正德年间，这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他们以复古自命，所谓“反古俗而变流靡”，文学复古的实质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同时，过多地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是他们的弊端。作品方面，有大量的拟古之作，也有很多时政题材和描写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的作品，体现了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后七子：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复古的大旗，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但是后七子在学顾过程中特别非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后七子中以王世贞声望最大，影响最大。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同时，他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王世贞强调格调要“本于情实”和“因意见法”，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后七子创作的弊病也在于过分注重对固体的揣度模拟，以至于难脱蹈袭的窠臼。
徐渭及其《四声猿》：
《四声猿》语出于郦道元《水经注》，作为一组杂剧，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香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本短戏。前两部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恣情戏弄。后两部是对女性的赞歌，也是对人才易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王骥德《曲律》称“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明代中期三大传奇：分别是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署名王世贞等人的《鸣凤记》。
四大声腔与昆腔：
从明初到嘉靖约两个世纪内，在南方的众多地方声腔中，四大声腔，即戈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和昆山腔脱颖而出，流播广远。
沈汤之争：
明代后期，以沈璟为领头人的吴江派曲学家群体的产生，以汤显祖为楷模的“至情派”剧作家风格的融聚，沈璟剧作的思想倾向偏于保守，倡导封建邻里道德的气息比较浓厚，其次是“本色论”，强调语言的通俗自然，第三是“声律论”。然而汤显祖这一派主张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之事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无边文采。这两大戏剧流派的形成与竞争，是这一时期传奇繁荣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大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