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那么我们这些企业不能只为外国银行服务，还需要为中国银行服务。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对我们的要求。
第二个是民间的消费。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到境外旅游，我们的信用卡去年在境外发卡大约200亿人民币，是境外结算量在中国最高的银行之一，这说明中国大量的居民携带我们的卡到境外消费，像商务的、留学的、买东西的都需要金融服务。这是客户需求你必须走出去。
第三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开放，让很多外资银行进来，假如你哪也不去，还是在你本土上做业务，但是你已经置身于一个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因为中国开放了，很多外资银行进来了，游戏规则也变了，世界是平的了，你不想出去，但是你也置身于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
第四点是我们有了机遇。这个机遇是什么？就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银行因为次债危机出现了大规模亏损，按照新的《巴塞尔协议》，他就要达标，所以西方银行要去杠杆化，因为过去美国银行的杠杆率都在25%，欧洲银行都在30%以上，亚洲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在内没有超过14%的杠杆率，所以如果西方的银行把杠杆率降到20%左右，他必须补充大约6000亿美元的资本金或者处理大约20000亿的资本金，不是有很多西方的银行把中国的资所产变卖了，因为他要去杠杆化，去杠杆化的过程就是资本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也给中国找到了很多收购的对象，另外今天的世界，由于西方银行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从监管当局来说，他也希望你进去买他的银行，但是我们要头脑清醒，这个时候很多国家放宽了监管的条件，现在进去要比过去轻松一些，因为你强劲的竞争对手自身不顾，你有了比过去好的机遇，尤其是人民币正在升值，你现在去并购你的成本也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但是我们也必须头脑清醒，现在金融危机还没有彻底过去，而且我们对中国银行来说，第一件事是把中国的事做好，挣钱还是在国内。西方银行家把脑袋削尖了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放弃主战场。我们要做一些措施，为将来做准备，同时为我们走出去的企业服务。招行在这几年，在对外的国际化的机构设置上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在纽约开了分行，一个是在
香港收购了有75年历史的永隆银行，我们把这个作为国际化的尝试。在纽约建分行我们历尽了五年时间，我们和华尔街的银行家打了五年的交道，而且也都非常了解。1991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制定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叫做《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获批有17年，美国是拒中国银行于市场之外的，我们是开创了一个先例。17年之后，我们是第一个获批的中国银行。但是在别的国家，你成立代表处不用审批，包括在英国你也不用获批，可是在美国代表处获批都非常困难，比申请分行的时间还要长，因为当时美国最看中的是你中国的监管体系。
现在正在中国参加“中美战略会谈”的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他是我在美国打了五年交道的人，当时他只有43岁，刚刚成为美国联储的主席。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基辛格介绍的，他当时很冷漠，说要考我三道题，是有关货币政策的题目。我不管怎么样也当过好几年货币政策司的司长，他认为很难的三道题，我还是迎刃而解了，从那以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说：“马行长你的银行申请代表处没有问题,美国《环球杂志》都把你评为最好的银行，可是你们的监管体系有很大的风险！”我回来以后就跟戴相荣行长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非常不理解，既然他们说，中国的监管体系有风险为什么美国钻着脑袋要到中国设机构，你能不能奉劝他们，叫他们不要来了，中国有风险，等什么时候中国没有风险了你们再来。”后来有一家美国银行要在天津设分行，当时的李若谷副行长，他是总管国际业务的，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卡几天，因为美国人说我们中国有风险，你告诉他等我们风险没有了，你再来。”后来在开“亚洲银行年会”上，这个银行的董事长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我就逗他说，我听说你要在天津开分行，他说是啊。我说：“我告诉你没戏了”。他说：“为什么没戏了？”我说：“你想听官话还是真话？”他说都听。我说官话是你们联储主席说中国的监管有风险，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贵行的安全，可以暂缓进入这个有风险的市场。要听真话呢？真话就是我的代表处你不批。咱们两个可以互相帮助一下，我帮你批分行，你帮着批我的代表处”。他说：“行啊！你什么时候去纽约？”后来我去纽约，他就拉着我去见联储主席，结果最后不到两个月就搞定了这
件事，所以关键还是在于交流。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当初制定美国法律的一个议员，叫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布兰姆，后来在共和党、民主党竞选的时候，就是奥巴马和麦肯竞选的时候，这个人是麦肯竞选的总顾问，他制定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还有一个是《美国现代金融法案》，这个人后来因为金融危机被评为“美国十大不光彩的人”之一。他不当议员之后当了UBS的主席，我到美国的时候就和他成为好朋友，他陪着我去找纽约银行厅的厅长，她现在是纽约市长的女朋友，她是国会的银行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很尊重她。后来我就问这个布兰姆，当初这个事是你制定的，现在你帮我解这个套，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初在美国建分行经历了很多曲折。
跟美国人打交道要学会沟通。有一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讲的内容也是有关招商银行管理的一些事。后来有一个教授，他是当时克林顿政府的顾问，他说没有想到中国也能办好银行。他是在夸奖我，但是我心里听的特别不舒服，好像在他的心里中国就不能办好银行似的。那次在那里演讲，校方请了很多美国的主流媒体，但是他们也提了很多敏感的问题，我是一个银行的行长，也不是外交官，所以我就针对一些问题回答了他们。后来《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写招商银行还是很透明的银行。他引用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说：“这个世界上，人的价值观不一定相互认同，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不一定相互认同，但是可以相互认识。东西方价值观可以有很多的差异，我们之间不一定互相认同，但是我们通过交流可以相互认识，可以有共识，所以中国银行国际化，我们需要更多的跟华尔街打交道，跟西方的银行家打交道”。我认为跟美国的华尔街人打交道，要坦诚，因为你有毛病他可以很尖锐的提出来。
我去年还写了一本书。我们在美国的分行开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是百年不遇赶上了。开业那一天就是美国呼吁全球救市的那一天，纽约司长布伦伯格（音）说 ：“马行长，我们的银行倒闭，你在新生，我们在裁员，你在招人，你的银行就是我们纽约冬天里的春风。”这是在纽约
开分行，在这个过程中和很多的美国银行家，像花旗银行三任董事长都是好朋友，我在美国分行开业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出了很多主意，特别是森迪威尔后边的董事长普利斯（音）。我的代表处成立，只有两个人，但是我选择在美国百年老店沃尔道夫举行开业仪式，我要把这个仪式搞的非常隆重，要让美国人知道有一个招商银行。沃尔道夫都是我们国家元首去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和这个酒店关系都很好，我们代表处的银行开业，他们给我们升中国国旗，一般是国家的元首住，才升国旗。开业那天基辛格也去了，柏林德格也去了，特别是我去请花旗银行时，森迪威尔说：“我要退休了，我让我的接班人去”。全球最大银行的主席带了十几个人参加我们只有两个人的小银行的代表处的开业仪式，结果由于主持人的疏忽还把人名漏报了，后来经过很多曲折把代表处升格为分行。我刚才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举行分行的开业仪式，我们在一个广场，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签约的一个酒店，请了大约500人，这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会，来的都是华尔街的一些银行家、政要，这个盛会成为纽约在金融危机萧瑟的寒风中的一个亮点、热点。
第二件事，就是收购永隆银行。我们在香港用340亿美金收购了一个具有75年历史的永隆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无非两种形式，一种是境外设机构，一种是并购。为什么并购选在香港？因为在并购的历史上，成功率很低，只有30%不到，而并购的失败，主要是在于整合，而整合主要是在于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李书福收购沃尔沃，我私下里跟他讨论了很多关于文化整合的问题，但是他很有把握，因为他之前已经英国收购了一个公司，所以文化的整合对银行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选择香港作为试水之地，香港虽然是国土，但是它是和国际联通的，他是国际游戏规则，所以香港可以在我们国际化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实验地。另外香港这些客户我们也调查过，他们对大陆有业务的需求，永隆银行对大陆也有客户需求，而我们招行的客户大部分是在长江以南，对香港也有业务需求，所以并购以后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零售业务也不错，但香港的市场对零售业务非常重要，我们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