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政治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全新的环境，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也应该有新的思考与举措，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深入阐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 深刻分析了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提出了“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而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不断改革创新，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媒体要坚持党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媒体始终不变的要求。中国媒体的党性原则最早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自己所领导的党报提出的，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发端和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党性原则最终成为党领导媒体的方式和中国党报的传统。媒体党性是党和国家对我国媒体的特殊规范，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真正从新闻学的角度来探讨媒体党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媒体的党性包含服从性与先进性两方面内容，但由于国情的限制，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媒体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传思想战线”，其主要功能是“灌输”、“教育”和“引导”。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文化水平和媒体素养不断提高，旧的观点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媒体－受众的关系结构。新的环境要求媒体的党性表现出新的形式，不仅要体现服从性，还要体现出先进性。而要做到更好的把握媒体的党性，我们还有必要对其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人民性”进行解读，人民性是媒体党性的灵魂性要素，完全有必要将其单独列出加以探讨，胡锦涛同志更是提出了要以人为本，足见党和国家对媒体人民性的高度重视，本文将浅谈对新时期媒体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问题的认识，希望能够得出新的见解，有益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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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本科
一、对媒体党性原则的认识
媒体要坚持党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媒体始终不变的要求。中国媒体的党性原则最早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自己所领导的党报提出的，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发端和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党性原则最终成为党领导媒体的方式和中国党报的传统。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的构成呈现多样性，商业媒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出现并活跃于市场。由于商业媒体都在组织上隶属于党属媒体，而且又出于诸多政治考虑，中国共产党对商业媒体亦提出了党性要求。因此，在中国所有媒体都要讲党性、遵守党性原则。在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当今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我国媒体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
但是，作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虽然经常对媒体强调党性，也经常在新闻学著作中提及“媒体党性”，可我们很少见到有人真正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解读我国媒体党性，正如武汉大学李卓钧教授所说：“在我国相当长时期的理论研究中，仅仅将新闻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片面认为新闻事业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将新闻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政治手段的研究范围内。”我国新闻学中对于“媒体党性”的论述也往往落入泛化的政治斗争思维、简化的阶级斗争思维中。这种对于“媒体党性”的研究状况显然是不符合我国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际需要的。由于我国新闻事业也参与市场经济，开始按照新闻规律开展新闻活动，那么就有必要从新闻学的角度重新来解读我国的“媒体党性”。
究竟何为“媒体党性”？李良荣教授曾把媒体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表述为：“政治上，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组织上，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一切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还仅仅是对我国“媒体党性”在执行层面上的解释，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分析媒体党性的理论指导力度还略显不足。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我国的“媒体党性”，这是我们对其进行新闻学探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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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真正说清楚何为我国“媒体党性”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笔者翻阅了一些党对媒体提出党性要求的文件，阅读了新闻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后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其领导下的媒体提出的党性要求一直都具有两种含义倾向的诉求，那就是服从性和先进性，从这两方面来理解我国“媒体党性”比较有解释力。以下简要介绍这两方面的诉求：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用党性来强调媒体要服从中国共产党、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这一点可从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对媒体的党性要求中看到。毛泽东1948 年8 月在建立报告制度的文件上专门加了一句话：“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江泽民也曾对媒体作过指示：“坚持党性原则，就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各级党报要这样，部门的和专业的报纸也要这样。”其实，“列宁早就明确地完整地阐明了党报党性这一概念的含义：即党报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把党对“媒体党性”方面的要求概括为“媒体党性”的服从性。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用“党性”来要求媒体真实反映社会情况，让媒体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刘少奇在建国后对媒体强调，党性的根本是人民性，要求党报为群众说话。胡耀邦也曾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新时期，党中央对媒体又提出“三贴近”的具体要求，要求媒体以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指导。从这一角度来概括，中国共产党对媒体提出的党性其实是一种先进性。
因此，从执行管理的层面来讲，中国共产党对媒体提出的党性要求具有服从性和先进性这两方面的内涵。但是，在我国媒体党性与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媒体党性之服从性和先进性时而被党和政府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单独强调，时而又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下被合二为一加以强调，这种状况就使得我们在思考我国媒体党性问题时比较容易陷入思维混乱。
其实，媒体党性之服从性和先进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发展最核心、最重要的党，作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决策者，它如想始终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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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前发展就必须具备先进性。而为了减少在新环境下不必要的社会混乱、减少社会发展的阻力，党对社会、对媒体的控制也是必要的，所以，服从性也成为党必须强调的话语。因此，党性的先进性是党保持生命力的保障，而党性的服从性则是党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条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强调服从性是为了能更好地保障先进性，而强调先进性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服从性，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发展的必备要素。“媒体党性”同样如此。但是，过度地强调服从性将制约我国媒体先进性的发挥，而过分地强调先进性又可能导致媒体过分自由，不利于社会发展。于是，正确处理我国“媒体党性”之服从性和先进性的关系就成为关系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关系新中国建设的一件大事。二者关系处理得当则利国利民，二者关系处理不妥则祸国殃民。这在新中国建设的曲折历史上很容易找到例证。但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易，需要党和新闻事业高层管理部门具有真正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相当大的政治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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