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新农村建设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已有的各种研究就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国内外发展经验与模式的比较，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等方面展开了讨论。本文在概述前人有关著作和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三农问题” 研究
一、前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这个“新农村”是相对于旧中国的“就农村”而言的。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又一次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任务，这个“新农村”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2005年12月31日，《中国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发表，使得新农村建设的提法引起学界的热烈关注。
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后我发现，我国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三农问题”研究的传承。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是“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大热门。因而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新农村建设研究也有不同主张。这些主张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二 研究回顾
（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
新农村建设究竟新的是什么，它要建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农村？这是首要回答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一下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一是以“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陆学艺为代表的“改革”说。这种观点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身是一场变革，涉及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
客观要求，所以必须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政策性的限制和障碍，健全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通过改革早已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来实现新农村的建设。
二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这种观点认为，从短期来看，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同时又可以拉动内需，消化国内制造业尤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防止经济紧缩，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为了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
三是以徐勇、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为代表的新乡村建设说。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且处于增长之中，而人均占有的资源又太少，仅靠“农民进城”来解决“三农”问题既不理智，也不现实，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新乡村建设。因而他们也区别于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被称为新乡村建设派。
四是政策部门的研究，体现相当浓厚的政策色彩。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认为，新农村建设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不提高，新农村建设搞不下去；（2）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乡镇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必须与农民要求和承受能力相适应；（3）通过城乡统筹解决农民最无奈、最无法解决的问题；（4）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可见政策规划主要着眼于经济与制度等宏观领域。
以上各种观点的差异，实际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以农村和农民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二是以国家（或农村以外）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前者的视角是农村和农民，后者的视角是农村外部的国家制度和政策安排。
（二）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比较
这方面的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研究，实际上也构成新农村建设实证研究的重要部分。有关人员通过对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中效果较好的个案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进而过渡到对新农村建设的区域研究。研究普遍认为，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开展比较成功的主要有江西赣州“五新一好”模式、浙江绍兴县“破旧
立新”、“推陈出新”及“革面洗新”模式和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巴伐利亚”模式。蓝海涛在逐一分析三地新农村建设的各种条件之后，得出结论说，我国各地只能因地制宜地选择新农村建设的路径；要抓紧制定并始终如一地分阶段、重点实施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政府公共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建立奖勤罚懒的地区和村庄分类激励机制；新农村建设要逐步从行政推动型向法制推进型过渡。
有学者则尝试从案例分析中探讨出我国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选择模式。如陆耀邦认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东南平原地区应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主；西部山区可先从治理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做起；边境地区要主抓边贸和旅游，体现民族特色，融合外国风情文化。
（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基础
2000年以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关注。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试图重振农村建设的活力。2006年更是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使得我国农村开始步入“后税费时代”。
尽管全面取消农业税可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有关研究并没有一味地为这一政策叫好。相反，有学者指出，新农村建设不得不直面“后税费时代”国家公共权力退出农村后的乡村秩序失范和组织、治理的困境。此外，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也使新农村建设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高度的农村人口流动、农村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衰落、乡村组织的弱化和农民的日益原子化等问题构成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基础。
贺雪峰曾冷静地提醒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式依然严峻。原因在于“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组织大多数瘫痪，并且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空前匮乏。李昌平则在《农业税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功能》一文中完整地阐述农业税的正面效用，认为它具有调节农业生产结构、调节乡村之间各种利益关系、增强基层政府信用、弱势群体福利救济以及农民与政府博弈的功能。李昌平作为一个基层组织的运作者，深刻体会到“后税费时代”如果不能及时建立配套的补救制度，势必导致许多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凸现，导致传统制度、机制和服务体系的彻底崩溃。温铁军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如果不能尽快建设良性的基层组织，黑社会、
非法宗教势力就可能迅速崛起，进而控制农村。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博士认为，只有一个健全的、先进的、坚强的乡镇政府，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帮助农民进行自我组织。
这些观点显然与“转变职能派”、“合乡并镇派”的主张截然不同。当然，这并不是只要一个强势的基层政权，而是说“后税费时代”的基层组织不能全面退出农村社会，且要在推动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培育新农民等方面有所作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在目前来说，仍然是处于国家主导的范式内。一个软弱的乡村基层组织只能导致乡村社会的灰化和边缘化，久而久之便会摧毁农村社会的信仰和文化认同感。
在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也必然的与流动性挂钩。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共有1.2亿多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如何实现人口流入村与人口流出村以及人口双向流动村的良性治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而对流动人口本身的治理就存在一定难度。徐勇在其著作《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指出绝大多数农民未经商品化意识的培养便直接投入现代化的浪潮，是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徐勇从他的政治学研究出发，对农民流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农民流动是联结外部输入与内部发展的重要媒介。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的困境：有流动无发展——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有流动无突破——乡村结构的再复制；有流动无安宁——乡村秩序的失衡性。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四）、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以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为代表主持的新乡村建设实验，与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血脉相承之缘，在某种程度上，今日的新乡村建设实验，就是当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只不过，二者的宏观背景不可同日而语。而对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也对新农村建设及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五）、其他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主题外，学界还针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
与乡镇体制改革、新农村建设中的组织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体系、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新农村建设与大众传播等课题进行了论述。
三、我的看法
新农村，它有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将贯穿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新的社会背景——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新的发展趋势——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新的行动结果——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国的农村，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潘维、贺雪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徐勇，徐増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