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掌握权力中枢有关。公元689年，68岁的武则天“自名瞾”、“该诏曰制”、“使用周正朔”[5]6435，这与“洛水受图”一事只间隔5年时间，在这五年时间中，武则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短短三个月中平定了徐敬业谋反，此后三年又平定琅琊王李崇、越王李贞的谋反。至此，在兵力上能够与武则天抗衡的势力消失殆尽。同时，在朝廷之中，武则天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杀唐宗室，兴冤狱，广为株连，致使朝堂之上敢为李家王朝说话的大臣不死即流放。这种大肆屠杀一方面使得新生的政权能够平稳的运行，无意间助长了武则天作为一代帝王的激越豪迈之情，使得她犹如不受束缚的行空之天马，自由自在的挥洒自己的意志与才情，写出“式乾路，辟天扉。回日驭，动云衣。登金阙，入紫微”这样惟我独尊的诗句。另一方面，无休止的背叛激起了女皇帝所有的愤怒和疑虑，她一边杀戮，一边威吓，一边恐惧，直至对所有的人失去信任。她的自信随同权力的扩张一起无限的膨胀，当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她的自信也达到了极致。
伴随着武则天登上权力的顶峰，其诗作风格也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简单的形容就是雄浑豪迈，霸气十足；权力催生的极度自信中，略有自恋的成分。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中：“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武则天欲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扭转时令。自恋是武则天登上皇帝位置以后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来源于她身处权力顶峰时张扬到极致的自信与乐观，另一方面则是无休止的背叛所导致的情感危机所导致的。武则天不能接受天下人对自己的背叛，一如天下无法接受一个女人统治天下一样。尤其是当她自己的儿子也站在反对自己的行列中时，更加让她疯狂。作为女人，武则天拥有令世上须眉仰视的资格：权力，智慧，财富等等。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她由于亲情缺失而导致的情感危机。情感危机特指女性因工作忙碌、压力过大而延误情感生活，或者目前的情感生活不尽如人意而致使情感出现的失重状态。虽然这是现代社会的用语，但却适用于一切因事业心过重而导致家庭危机的女性，而无论她处于哪个朝代。
直接导致武则天亲情缺失的原因，就是她以女人的身份参与了权力的角逐，并由此激起了皇位继承者即她的儿子们的强烈反感，这种反感使得原本就疏远的母子之间的猜忌更加严重，甚至发展到彼此不相容的地步。当武则天以皇帝的身份挑选皇嗣时，这种猜忌演变成为残酷的骨肉相残。在《皇嗣出入升降》中，她作为一个皇帝同时以母亲的身份向自己的儿子同时也是皇位继承者提出了期许与要求。作为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要做到“大孝”、“谦”、“恭”。孝者，顺也，这是普天下所有母亲的愿望，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一个合格的皇嗣需要具备的不是一味的顺从父辈的意志，而是独立处理政事的能力。妥协与坚韧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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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力很难完满的统一于一个人身上，这也是历代皇帝所面对的难题。他们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成为一代明君，但是这种英明必须要在自己死后才能够展示出来，不然，就可能会威胁到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大多数皇帝都无法忍受的。皇嗣的过于英明同样是令痴迷权力的武则天所无法接受的事情。她依照政治的标准挑选儿子，鸩杀长子于合璧宫，潜毙次子于巴州，致使历史上留下了母子不能相容的《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2]14照此一轮淘汰下来，武则天英明的、堪承大统的儿子都给她毫不留情的“摘”掉了，只剩下两个虽然能够顺从她的意志但却平庸不堪的“歪瓜”。这是一个皇帝的苦心经营，她的确成功了，起码保证了在有生之年没有变生肘腋。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却是失败的，儿子们不理解一个母亲的心苦，不能接受她的行事方式，甚至不惜兵戈想向。这对一个母亲而言，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由于亲情的缺失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在武则天晚年的诗作中表现尤其明显。例如在《游九龙潭》中，秀丽的自然景色之中，却有一种淡淡的思乡之情。“要念家山好，唯有风入松”， 权力的荣耀无法满足一个人对于家庭和亲情的渴望，辉煌的大明宫不能取代并州汶水山上一缕清风穿过松叶的声音。武则天怀念的其实不是家乡的风景，而是那种不掺杂权力争斗的生活状态。一如她在《赠胡天师》中所流露的对于权力争斗的极度厌倦，“今夜津河上，延首望灵槎”，她根本不相信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她只是向往道家超脱的境界。武则天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大失败之处，在于疏于母子之间的情感交流而导致的骨肉形同陌路，在这一事件中，她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
精神与灵魂的背向而行，成为纠结武则天的最大问题。君临天下的荣耀无法取代一个母亲真正向往的幸福，那是儿孙绕膝，共享天伦之乐，而不是天下人的尊崇与膜拜。亲情的淡漠是多数从政女性无法克服的危机，是其心里永远不能触摸的伤疤。那种不能两全的伤痛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退色，它的存在只为提醒她：你是一个除了权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女人。
在经历了无数次由于权力斗争而导致的血腥屠戮之后，晚年的武则天终于选择了偃武修文，永戟干戈，而且由于其心态趋于平和的缘故，使得其诗作普遍呈现平和而富有生机的风格。甚至间或在某些诗作中会流露出对权力斗争的厌倦之情。例如写于久视元年的《石淙》，全诗感情细腻，诗风秀丽，心态愉悦平和，与君临天下的颂诗风格迥然不同。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晚年心态的生动写照。当时，她最为担心的两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一个是新生政权的巩固问题，另一个是皇嗣的人选问题。前一个问题早在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已经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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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强有力的手段平定了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使得能够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的势力已经形不成什么气候。可以说，由武则天一首开创的大周政权顺利的实现了过渡。而另一个问题则在困扰了武则天20年之后，终于在狄仁杰等大臣的劝说下得到了完善的解决：重新将李显召回，立为皇储。这一事件不仅博得了天下臣民的交口赞赏，而且终止了武氏家族与李氏皇族之间因为皇储问题而导致的水火不容，令处于内忧外患的武则天终于舒了一口气。因此，这一时期的武则天，无论是家庭还是政事，都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尤其是前者，对于一个已经年迈的女人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安定、繁荣的局面，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渐趋平和的心态：武则天似乎又回到了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四、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评价武则天的诗作，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颂诗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抒情诗不能与其相提并论。要想客观的评价武则天的诗作，必须将其分离开来，各自评价。
首先是抒情诗，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这些诗从人性的角度还原了真实的武则天，是其女儿情怀的真实流露，反映了其“真性情”，因此，人们历来对武则天的抒情诗评价比较高。例如，在唐代就流传着有关《如意娘》的故事：李白曾有《长相思》一首，其中写道“昔日横波日，今日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其夫人看了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李白听了后，爽然若失。我们姑且不追究这件事的真伪，但起码可以看出这首诗在当时社会中流传的广泛性与接受的普遍性。钟惺在《名媛诗归》第九卷中评价这首诗说：“‘看朱成碧’四字已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愦乱颠倒得无可奈何，老狐媚甚，不媚不恶”。这句话与其说是对武则天人品的贬低，不如说是对其文学才华的褒扬。
其次是山水诗。武则天的山水诗明丽质朴，大气流畅，相对于唐初的作品，少了一些媚态，多了一些豪爽。这种豪迈之气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唐的社会风气，而且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武则天 崇尚诗文，倡导君臣唱和，臣僚竞赛，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夺袍以赐”的故事。总体而言，武则天对于唐代文坛尤其是山水诗的发展的推动和影响，是一般文人学士无法取代，也无法企及的。对此，后人曾客观的评价说：“唐兴文雅之盛，尤在则天以来。内有上官之流，染翰刘丽，天下闻风。而苏、李、沈、宋接声并鹜，文士之多，于此为盛” [6]197。她创作的山水诗，将宫廷官员的诗情从宫廷引向大自然的湖光山色。她组织大规模的游山玩水活动，扭转齐梁以来萎靡不振、弄月吟风的柔媚情调和诗风，开创了大气、阳刚、昂扬、向上的诗风。当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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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的山水诗中在宣扬皇家威仪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上富贵俗气，但相对于政治颂诗而言，这些富有人情味的诗作，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再次是颂诗。评价武则天的颂诗，不能从诗作本身的规律出发，因为颂诗本身就不是以抒情怀展才华为目的的，更多的是展示其政治抱负。在武则天的颂诗中，不仅表现了其卓越的执政能力，而且展示了其出色的驭臣手段。在颂诗《拜洛乐章》中，篇篇突出“和”的主题：昭和、致和、咸和、仁和、九和、咸和、敬和、齐和、归和等等，用华丽整齐、铿锵凝练的诗句，张扬天地阴阳之和谐，自然万象之和谐，国家社会之和谐，上下官民之和谐，边境安定之和谐。和谐意识之强，言辞之切，曲调之高，历代罕见。而与和谐理念相辅助的是其民本思想。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武则天的基本治国方略。早在上元元年，即武则天刚做皇后的时候，就上表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赋敛”。执政之初更是立下誓愿，要使天下“人不失业”。掌权之后，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例如推行均田制的恢复、打击豪强士族，扩户等，保障了下层百姓的生活来源。因此在《石淙》中，当女皇帝看到“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的太平之景时，心情不禁大为愉悦。因为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美好的景色固然令人心动，但天下太平的景象才是其奋斗的目标。武则天辅助高宗执政34年，做女皇独立执政15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版图扩张，为“开元盛世”奠定坚实基础。虽然遭遇不间断的反叛，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武则天诗中所体现的和谐观念与民本思想才是关键的原因。同时，一首《制袍字赐狄仁杰》，将其善于笼略人才的手段尽显无遗。善于识别人才，重视、爱惜人才，是武则天执政的一大特色。光宅元年（684）徐敬业据扬州（今江苏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武则天，武则天看后因感叹其文采飞扬，赞扬骆宾王“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认为这是“宰相之过”[5]6424。 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赞叹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并且能够包容愿意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大臣，这也是狄仁杰等一班人才能够衷心的为其服务的原因。毛泽东曾经评价说：武则天确实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这一评价对武则天而言，是比较中肯的。后人误解武则天，认为她窃夺李氏政权，排斥诸子，滥用酷吏，公卿自危，朝野上下似乎一片混乱，其实不然。《新唐书》的作者曾给过武则天这样的评价：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挟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跕乱而不亡.这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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