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字艺术
先秦是汉字发展的初期，可分为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1、商、西周时期的文字
商、西周时期的文字主要有甲骨文和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 甲骨文
商、西周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文字是记录当时占卜的内容，故又称卜辞，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又是十分重要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荣发现的。至今出土已有15万片以上，其文字属于商代后期。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龟甲兽骨都很坚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体感。
铭文
商、西周的铭文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字资料。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少数是刻），始于商，盛行于西周。铭文的铸作是先把文字书写在软坯上制成范模，然后用烧熔的铜液浇铸。在铭文刻范和铸的过程中，对原来书写的笔画虽有所损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显示书写时的笔意,字画丰腴,体势凝重，有极高的艺术性。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铭文，铭文很简短，一般为二三个字，多为族徽。这些族徽文字，图画性很强，比甲骨文保留着更为原始的因素。到商代晚期才出现了几十个字的铭文，但十分罕见。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小臣缶方鼎》等。
西周的铭文最有代表性。西周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商代，铭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字数逐渐增多。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内容十分广泛,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先扬祖等。西周金文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①早期，铭文仍很简短，常为族徽和器主姓名，犹存殷商遗矩。后来铭文逐渐加长，如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等。②中期，自穆王始不仅铭文更多长篇，笔画已少波磔，粗细划一，均匀圆润，布局完满，文字十分规整。如穆王时期的《静簋》、恭王时期的《墙盘》、孝王时期的《大克鼎。西周中期字形已有较大的简化和线条化。③晚期，铭文已发展到高峰，呈现出多
姿多采的局面。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字画草率，字形扁平，体势□侧,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用笔纯熟，字迹秀劲，铭文多达490字，皇皇巨制，为西周金文之冠。这一时期的铭文，较之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早期的铭文已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象形的笔意减少。笔画分布讲究均匀对称，波磔已消失，多用粗细一致，首尾不露锋芒的玉箸线条。行款已横有列，竖有行，字形多为纵势，与后来的小篆相比，结构仍未完全定型。一些字的笔画增减，偏旁部首排列的位置，依然还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的字结构上显得更为繁复。所以《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认为有可能是籀书。
2、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权力衰落，列国的青铜器物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文的较少，无铭文的很多，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秋初期列国的铭文与西周晚期铭文很相近。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铭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刻石文字
中国古代刻石文字始于何时，尚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都系后代伪造，如《岣嵝碑》、《坛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争议，现在一般倾向于是战国时物。此外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河光刻石》有2行19字,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石鼓文是秦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主要是歌颂田原之美和游猎之盛的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体被认为是属于籀书系统，是周代铭文向秦代小篆过渡的形体。
墨迹
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如《沁阳玉简》即是盟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大量的盟书。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
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笔写字迹，都表明中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然而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中期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楚墓中出土的。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重要因素。
简册
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1941年以后在湖北随县和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近年来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秦木牍和秦简，使得小篆产生前的秦人书写的隶书墨迹展现于世。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帛书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900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楚帛书）。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第四节 商周青铜艺术
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据文献记载，夏代已开始铸鼎。已知的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发现于河南省登封县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灰坑，含有铜和铅、锡成分，属于青铜。据放射性碳素断代，
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相当于夏代初期。在其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青铜礼器的爵和觚，镶嵌绿松石兽面的铜牌饰铃和工具、兵器等。爵和觚为多范合铸，造型、纹饰粗简，具有明显的早期青铜器特征。在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琢玉、制骨的各类作坊，说明手工业已有专业分工。
商后期青铜工艺十分繁荣，青铜器作品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商代青铜艺术的主导的审美倾向是追求庄严、华美，到西周中期以后，占据上风的则是典雅、朴素的风格。
1、青铜器的造型
商、西周时期，青铜器已形成独特的造型系列，主要器类有:1.容器类:①炊食器：主要有鼎、鬲、簋、豆；②酒器：有尊、瓿、卣、壶、爵、角、觚、觯等；③水器：盘、盂等。2.乐器：铙、铃、鼓、编钟。3.兵器：钺、戈、矛、镞等。4.车马器、工具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炊食器和酒器，均属于礼器。商代酒器种类数量很多，到西周以后，炊食器发展，酒器逐渐减少。炊食器中的鼎是礼器中最主要的代表器类，具有重要的宗教、政治意义，在造型上也力求庄严、厚重，强调体量感。大型鼎被视为贵族权势的象征之物，著名的如商代王室祭器司母戊鼎，重875公斤，为已知商、西周时期最重的巨型青铜器。兕觥和各种鸟兽尊为模仿鸟兽形体制作的盛酒器，表现出古代艺术工匠善于观察自然物象和按照工艺美术造型原则加以提炼变形的能力。有的生动传神，有的将鸟兽局部形体与器皿造型巧妙结合达到和谐完美。著名的代表作品有商代的四羊尊、龙虎尊、双羊尊、象尊、豕尊等；西周的鸭尊、驹尊、虎尊等。此外，四川广汉出土的商代大型青铜人像、人头像、面具等。
2、青铜器的纹饰
商、西周青铜工艺还创造了富于时代特征的多种纹饰。早期种类较少，纹饰的构成也比较简单，商代中期以后，发展为三层花纹。即在浮雕的主体纹饰上辅以阴线刻文，其余空白部位又刻成细密的云雷纹作为衬底。以此造成多层次的装饰效果。在装饰手法上，注意主从关系和虚实变化。器物体积感最强的部位大多以饕餮纹为主，构成大面积的装饰面，而在次要部位则装饰有彼此呼应的装饰带。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纹饰主要有饕餮纹(或称兽面纹)、夔纹、鸟纹等。饕餮纹为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突出的兽头，有的有角、爪、尾，其生活原型为牛、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