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 Palestine)及《论伊斯兰教》(Covering Islam)构成的三部曲其中的一个基本部分。”（注：此段表述见于B.M.－吉尔伯特在《后殖民批评》一书中为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一文所写的评论，见于《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 and New york.p.126.）从这段表述中不难看出，赛义德在举倡东方主义时，即是从殖民主义批判话语那里承借了多学科的交叉性及其批判精神。所不同的是，东方主义这个在西方语境下秉有特殊地域色彩的话语成为赛义德步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敲门砖。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当下的后殖民理论传吵仅侈谈“后殖民主义”而不谈“东方主义”，这无疑是因为缺少对赛义德原典的阅读所导致的缺憾。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正是从殖民主义开始起论的。
《东方主义》出笼后，用赛义德的话说，他遭遇了东西方学人大量的评论，甚至是敌意的辱骂，为此赛义德撰写了《东方主义的反思》这篇具有历史界标性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也表明了赛义德的思想在方法论与政治这两个层面上的重要发展，也为赛义德在《东方主义》和后来的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之间时时呈现出差异性铺设了思考的路径。无疑，赛义德用地道的英语撰写的《东方主义》在西方语境下的推出，为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而取代于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性铺设了背景。那么，《东方主义》的讨论究竟关涉怎样的内涵呢？我们不妨来细读一下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反思》中自己关于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内涵讨论的总结：“作为思想与专业知识的一个部类，当然东方主义关涉几个交叉的领域：第一，关涉在欧洲
与亚洲之间正在变化的历史与文化关系，即一种有着四千年古老历史的关系；第二，关涉西方学人把各种东方文化与传统研究作为一门专项的学科，这门学科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就开始了；第三，关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称之为东方世界之当下某个具有重要性及政治性地区的各种猜想、印象和幻想。东方主义在这三个方面呈现出的相对共同标准是区分西方(Occident)与东方(Orient)的界线，我曾经申明东方这一概念本质的实际内涵比它作为人为概念的实际内涵要小得多，我曾把它称之为想象的地理。然而，这既不是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界限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是说东方是一个简单的虚构，确切地说如同维柯(Vico)称之为多民族世界理论的几个方面，东方和西方是由人类制造出的各种事实。这个事实必须作为构成社会整体的各种成分来研究，而不是作为神学的或自然的世界来研究。因为作为社会的世界包括正在从事研究的人或主体，同时也包括正在被研究的客体或领域，把这两个方面同时涵容于任何关于东方主义的思考中是非常必要的。显然，从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东方主义也就没有这些东方研究学者(Orientalists)，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就没有这些东方人(Orientals)。”（注：按：在赛义德此篇文章或关于他的后殖理论语境下，\也可以翻译为“亚洲人”）从赛义德的综述中，我们应该收获一个启示：西方学人讨论后殖主义与东方学人讨论后殖民主义，应该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这一点是非常微妙的。赛义德对后殖民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更多的是启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而不是直截了当地使用“后殖民主义”。当然这里有一种地域文化感情的倾向性。（注：
按：需#指明的是，赛义德并非是在一个普泛的意义上认同所有地区、国家、民族及其思潮流派对“东方主义”这一概念给出的定义，他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把“日耳曼东方主义”(German Orientalism)与自己设定的“东方主义”做了本质上的区别，申明他是拒斥日耳曼东方主义的，并认为所有对他的《东方主义》一书进行批评的学人都没有回答他之所以持这一观点的任何原因。从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不能对“东方主义”仅有一种理解，那怕是赛义德的理解，也就是说，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学者对“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也应该可以给出自己的意义界定。）
关键问题在于，大陆学界的批评者在进入后殖民理论语境中后，是不是有着像赛义德那样的强烈的文化身份感？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把思路调回前面所提出的问题那里去，后殖民话语究竟是西方理论，还是东方理论？在西方学人看来，原创东方主义话语隶属东方文化身份，但随着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扯起东方主义的大旗在西方语境下的肇事，又因为全部的后殖民理论读本均是以地道的英文书写的，东方主义更被遮蔽在后殖民主义的招牌下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语境下的主流话语。那么，这又对东方主义意味着什么？因为毕竟后殖民主义的核心理论是东方主义。（注：按：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启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时，并没有把他所定义的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主体的“东方”视为一个内部相对稳定的地域，以使一个内部和协的东方在文化与文明上与西方对抗。就赛义德看来“东方”内部也因宗教信仰而充满了冲突，因此他把“二战”之后以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主体的“东方”称之“后二战”时期，认为：“当然毫无疑问，在我自己相当有限的生涯中，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意识总是积淀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我生活在殖民的巴勒斯坦和埃及，这种东方人意识的冲动滋养在独立的“后二战”(post-World War Ⅱ)时期这种动荡的氛围中，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67年的战争，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崛起，1973的战争，黎巴嫩内战，伊朗革命及其恐怖的余波，这些到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既没有终结，也不允许我们对它那相当革命的冲击力有充分的理解。有趣的是在这里要企图理解这个世界的宗教是非常困难的，第一，这个世界总是处在不断的动荡中，第二，人们无法把握住这个世界，也没有人能够借助纯粹的意志行为或独立自主的理解，而站在动荡之外的阿基米德点上。为了在普泛的意义上理解东方和在特殊的意义上理解阿拉伯，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它首先要求战胜芸芸众生，迫切地祈求人们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出自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或宗教的原因，它其次也违背了（对东方和阿拉伯）中立的、公正的或稳定的界说。”（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gman 1997.Londonand New york,p.129.)赛义德等人在西方获取的国际精英学者的身份，也掩盖了后殖民理论的“他者”话语本质，也就是掩盖了东方话语的本质，因为赛义德等人东方学者的身份最终随着他们在西方获取终身教席已经西方#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大陆学人很少有人把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认同为是巴勒斯坦或印度的学者，而是情愿把他们误读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