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表2，分析户籍人口结构可以发现，城乡的结构差异依然存在。城镇户籍(非农业户口)人口是典型的中产结构，职业下层的比例仅占41.88%，而职业中层和上层的比例分别达40.47%和17.66%。农业户籍人口则依然是“倒‘丁’字型”，底层群体人口众多，占到85.45%，职业中上层合计仅占14.55%。 通过比较“户籍”、“常住”人口的情况，恰恰可以看出城乡分化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人口的流动。比较二者可以发现，农村户籍人口中存在人口流出的突出现象。在职业中下层中，农村户籍人口的数量都要高出农村常住人口，特别是农业户籍人口职业中层的比例(12.6%)高于常住人口中的相应比例(11.75%)。这表明，有相当数量的、有能力、有知识技术的农业户籍人口，离开农村而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通过10年间数据对比，农村精英的这种流出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分析农业户籍不同职业阶层人口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如表3，2000年以来，农业户籍的职业中上层汇聚在城市的比例上升，并且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职业下层。职业上层分布在城市的比例从2000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9.54%，增长了15.54个百分点，而职业中层、下层分别仅增长了4.81和3.13个百分点。考虑

到这种趋势和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批“精英”以后也几乎不可能返回农村工作和生活，从而使得农村的精英流失问题不断加剧。 (2)城乡属两种不同的分层机制

城乡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分层机制上。我国城市地区有非常明显的户籍屏障，农村则恰恰相反。如表4，比较2000年与2010年的情况，从平均的职业声望分值看，相对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居民的职业优势越来越大，二者的差值从3.81分增加到4.46分。农村却刚好相反，流动人口的职业声望水平进一步高出本地居民，优势从6.15分上升到6.68分。两相比较充分证明，城市地区对于外来人口的屏障不断加强，流动人口进一步处于劣势。农村则不存在这种屏蔽，相反流动人口在职业结构上还领先于本地居民。

城乡的这种差异与流动人口不同的就业机会有关。流动人口在城市主要从事的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这些行业也是他们就业机会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城市地区，流动人口要想进入公共管理部门等优势行业明显比本地人更难。从2000年到2010年，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主要就业行业都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建筑业和居民服务业，这5个行业的从业人口比例从74.2%上升到83.8%，增长了9.6个百分点。可见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于这些行业之中。而同期，本地居民从事这5个行业的人口从49.77%上升到50.4%，仅增长了0.37个百分点。

本地居民中从事金融、房地产、教科文卫、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14.5%上升到2010年的24.07%，这些行业是城市本地居民主要的就业增长领域。但2010年流动人口中这些行业人口的比例仅为6.87%。可见在城市地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有非常明显的产业分化。

而在农村地区，2010年，本地居民有75.5%的人从事农业(2000年为86.1%)，另有17.3%从事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从4.5%上升到9.3%)。这些行业同时也是流动人口主要的就业行业，占85.7%(2000年为83.1%)，其中制造业达51.3%(2000年为44.1%)。可见农村地区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主要的就业机会增长都在制造业。两者在金融、房地产、教科文卫、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从业比例分别为1.9%和2.0%，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尽管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村这些产业普遍不够发达，但这也确实证明流动人口并没有遭遇明显的屏障。

比较2000年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实农村的制造业也有一定的进步，但是恰恰这种产业进步和就业机会的增长，主要是由外地人在争取，相当一部分有能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本地人却选择到外地打工。农村这种矛盾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正如表3所见，大量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的职业属于职业下层。事实上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的转移，在这些流动人口的家乡附近也有这样的就业机会，收入并不比东部大城市差很多，作为本地人，他们显然还具有一定的职业竞争优势，并且在生活等方面也更为便利。但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人选择到异地打工？我们2012年在成都的调研证明，农民工其实在成都附近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却仍然选择外出打工，主要是因为职业技能缺乏，没

有办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而在家附近做这些工作(比如工人、服务员、保安)，自己觉得“没面子”，碰见熟人不好意思。虽然在外地也是做这些工作，甚至更辛苦，但是却不用担心“面子”的问题。部分农村居民的这种“舍近求远”的“面子”心态，使得农村流失了大量的非农职业人口，影响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进步。 (3)城乡分化的新发展

除了城乡差异的拉大，实际上农村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部分地区名义上叫“农村”，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乡村形态，这进一步凸显了落后乡村的凋敝。从2000年到2010年，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9个的农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下降，仅辽宁和新疆的农村地区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出现了0.2和5.7个百分点的增长。另一方面，各地下降的幅度也相差非常大，降幅最大的江苏、上海等地农村，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下降了32.28个和27.29个百分点，到2010年，江苏、上海的农业从业人员仅分别为39.13%、15.24%。在这些省份的农村地区，主要的职业机会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都超过了农业人口的比例，另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属于“商业、服务业人员”。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东中西部都有许多省份，虽然农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比例出现了下降，但仍然占到超过80%以上的比例，例如黑龙江(89.48%)、河南(84.49%)、四川(80.04%)。由此观之，全国农村地区内部也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在部分农村地区，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农村地区虽然还叫“农村”，但已经不再主要依赖农业。而有些区域的农村则远远没有摆脱小农经济。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已经明显分化。我们2012年在广州、北京的调研也证明，在这些城市的近郊乡村地区，由于拥有大量的集体产业以及土地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