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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布时间 : 2024/11/7 22:48:42星期四

稻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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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评河野通明《江南稻作文化与日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摘要本文就日本河野通明教授所提出江南汉族稻作文化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概念展开了讨论，认为河野所提出的藉以区分两种文化的特征，如插秧作业是否使用妇女，收获后的贮藏形态和方式，祭神仪式的有无等是不成立的。和西南少数民族稻作文化一样，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中也普遍存在着妇女插秧、祭神和以高架式仓库贮藏稻谷的做法。如果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稻作可以作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代表的话，则两种稻作的差异，更多的是在技术上，而不在文化上。火耕水耨是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技术的特征。 1997年10月23-28日，在中国江西南昌召开的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神奈川大学河野通明教授提出了一个“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与“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概念。他将公元307年晋代南渡后大规模民族移动中，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南下定居的汉族稻作情景，称为“江南汉族稻作文化”，而把汉族南下以前，江南地区通行的稻作，称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他认为，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体现在自南宋以后多次绘制过的耕织图中，其特点是：（1）男子插秧；（2）收获的稻谷经过脱粒、脱壳而以米的形态保存于地窑；（3）未见祭神场面。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遗存于中国的西南部、泰国北部、印尼以及往昔的日本，特点是：（1）祭神；（2）妇女插秧；（3）收割稻穗后保存带穗的颖稻于高架式仓库。表列如下：项目|江南汉族稻作文化|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插秧|男子|女子祭神|无|有贮藏形态|脱壳稻米|带穗稻谷贮藏方式|地窑|高架仓库河野提出这一概念是想论证其关于日本稻作起源的假说，即日本的稻文化是由原来居住在江南的非汉族先民带入日本的，也就是说日本稻作文化的原形是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而不是后来的江南汉族稻作文化。那么，象河野先生所说的江南汉族稻作文化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这些差异是真的存在吗？两种稻作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在考察了中国稻作文化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河野所说的两种稻作文化的差异是不存在的，两种稻作的差异主要在于技术，而不是文化。火耕而水耨是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特点。一、水稻生产中的妇女 “栽秧季节姑娘家最辛苦，妹妹呀，你却会感到心甜，因为

阿哥会在你身边。你栽秧，哥传秧。你渴了，哥送水。回家陪你一路行，下田陪你一道走。就是到了九月薅秧时，也要一起在田间。” “栽秧育苗是一件细活，抓住节令啊，比什么都重要。八月土松水温和，栽下苗棵发蓬快，半个月秧苗便变绿。今天已是八月十五，我们田才栽了一半。妹妹呀，你还得抓紧时间，要把宝贵的时间追赶，月底得把秧栽完，不能拖到九月了。” 这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傣族”古歌谣中反映稻作生产中妇女插秧的歌词。没有理由可以否认象傣族这样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曾有过妇女插秧的事实。但问题是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中就没有妇女插秧的情况吗？人们普遍认为，农业的发明人可能是女子，可是当农业成为人类赖以谋生的手段的时候，妇女却从田中退回到了家中，男耕女织，成为一种最佳的分工模式。汉字中“男”和“妇”两字就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体现。男字，从田从力，表示男子力田；妇，从女从帚，表示妇女手持苕帚，打扫卫生，操持家务。但男女分工并不能

阻止妇女涉足大田生产。普遍的情况是，在家负责家务的妇女，必须将做好了的饭菜送到田间地头。这便是《诗豳风七月》中提到的“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特别是到了农忙的日子里，丈夫们忙于田里的农活，更加无暇顾及回家吃饭，因此妇女们送饭到田头的现象就更为普遍，“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白居易（772～846）的这首《观刈麦》诗，描述的就是五月麦收季节妇女儿童，箪食壶浆，送饭到田冈的场面。稻作农业中也类似情形。元人刘诜（1268～1350）《秧老歌》：“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昏。红妆少妇荷饭出，白头老人驱犊奔。” 送饭毕竟还不是下田干活。但当男子忙于其他更需要体力的作业环节的时候，妇女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作业是非常普遍的。有方志提到：“妇女馌饷，凡拔秧戽水与男子均劳。”插秧虽然是稻作农业中最费事的一环，但并不是力气活，而完全是个熟练工种，经过一定的训练，妇女儿童也能胜任，由于在整个插秧期间，男子还要负担耕、耙、耖，运秧等力气活，所以拔秧和插秧主要是由妇女和儿童承担。唐人刘禹锡（772～842）的《插田歌》中就提到了妇女，其曰：“岗头花草开，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苎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南宋诗人范成大（1126～1193）《村居即事》诗中虽然有：“绿

遍郊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诗句，但也没有确切地提到妇女插秧。宋人邵定翁（）《插田诗》云：“明朝早早起插田，东方未明云云漫漫。阿婆拊床呼阿三：阿三莫学阿五眠，汝起点火烧破铛。麦饭杂菽炮鲞羹，邱嫂拔秧哥去耕。田家何待春禽劝，一朝早起一年饭。饭箩空，愁杀侬。”诗中提到“邱嫂拔秧”应该看做是妇女参与拔秧的证据。“邱嫂拔秧”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明清江南仍不乏其例，如“春三月垦稜，谷雨浸种，立夏落秧。秧田先戽水，以板磨平之，然后撒种，拆甲如针，谓之秧以灰，盖之以粪洒之，长五六寸。用妇女拔之，谓之拔秧。” 但拔秧毕竟不等于插秧。有没有妇女亲自下田插秧的描述呢？回答是肯定的。南宋诗人杨万里（1124～1206）的《插秧歌》中就看到了妇女插秧的身影：“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看鹅儿与雏鸭。”熟悉江南传统稻作生产情况的人都知道，水稻一般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下种，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秧龄便可以移栽，即从秧田移栽到本田。移栽前，先要将秧从秧田中拔起，洗去根上的泥土之后，扎成许多小把，再集中挑到大田里去，到了田里后，先把秧放在田埂上，然后再把秧把一一抛在田中适当的位置，这时田里头可能已有人在插秧，如果手头的秧不够，身后的秧又够不到，便可能直接接过抛过来的秧把，继续栽插。这便是“田夫抛秧田妇接”的由来，它和傣族古歌谣中所唱到的“你栽秧，我传秧”是何其相似乃耳。不过江南稻作农俗中，忌讳手把手地传秧，因为传秧，寓意为“传殃”，因此只能抛秧，由挑秧人把“秧把”散抛田间。妇女插秧的存在不仅见于诗中的描述，甚至插秧女也成为诗人吟哦的主题。清人陈文述就有《插秧女》诗一首，同朝钱载也有《插秧诗》，其诗以妇女的口吻写道：“妾坐秧田拔，郎立田中插。没脚湿到裙，披蓑湿到胛，随意千科分，趁势两指夹。伛偻四肢退，遍满中秧恰，方方棋枰绿，密密僧衣法。针针水面出，女手亦留插。斜日日两竿，白雨雨一霎。田头飞鹭鸶，林际叫#鵊”。洪景皓《田蚕竹枝词》：“妇插青苗男漉田，勤偏居后嫩居前。蓝裙黑袴青衫襖，不怕朝朝泥水溅。”这些可能是妇女插秧最直接的证据。妇女参与大田生产不仅仅是插秧，尽管以插秧为主，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妇女还参加包括插秧在内，以及耕田、踏车、耘田、刈禾、打场的全部的大田生产活动。“乡村妇女最为勤苦，凡耘耨

、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唐人戴叔伦有“女耕田行”一诗，曰：“乳燕入巢笋成行，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惟见土。疏通畦垅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怜余芳泪满衣。”诗中描写了一对姊妹，以刀（铁搭）代犁在田中耕作的情景。再以车水为例，江南地区由于地势低下，田易受水，每当此时，农家便“集桔槔以车救之，号大棚车，??虽妇女亦与焉。”“田妇踏右，田夫踏左”。其实，妇女参与包括插秧在内的大田生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李伯重先生在探讨了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之后指出，男女劳动者依据人体生理条件的差别而在生产活动中实行性别分工，已有久远的历史。“男耕女织”是性别分工的主要形式之一，但这种分工形式并非天然如此和一成不变的。首先，性别分工有多种形式（例如明代江南就不仅有“男耕女织”，而且还有“女耕男织”），“男耕女织”只不过是男女分工诸多形式中的一种；其次，即令是“男耕女织”，也有程度之别（例如即使在清代，江南许多地方的农家妇女，除了从事棉纺织生产外，也或多或少地参加大田农作；相反，在晚清上海郊区的农家棉纺织业生产中，男子也参加纺纱），所以“男耕”与“女织”之间的界线，也并不是泾渭分明。“男耕女织”这一农家劳动安排方式，虽然出现很早，但是一直到清代中期，才在江南发展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模式。但我们在强调妇女插秧的同时，并没有夸大妇女在大田生产中的作用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妇女插秧仅仅是出于帮忙的性质，男子是大田生产的主力，如果没有男子，而仅仅依靠妇女，在当时的条件下稻作生产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河野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日本在古代曾有过拾落穗之事，当时认为拾落穗乃是失去了丈夫的妇人等穷人的权利。这正是男女在大田生产中地位的反映，由于大田生产主要是男人的事，因此，失去了丈夫的妇女很难完成水稻生产的全过程，所以只好靠拣拾遗穗来帖补口粮。这种情形在中国也很普遍。前引白居易的《观刈麦》诗的下半阙就这样写道：“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拾穗成为一种民俗，在江南地区就流传有这样的谚语：“勿拾稻穗头，吃苦在后头”、“穗头拾勿干净，死后

无不棺材困”、“叩一百头，增一岁寿”（寓意拾一穗，弯腰叩头一次）。笔者小时候就曾参与过这种劳动。当时还处在人们公社时期，一切收获归以生产队为基本部位的集体所有，但有个例外，这便是小孩放学或放假期间到收获后的大田里所拾稻穗归自家所有，可以充当口粮，直接用稻谷换取生产队米粉加工厂加工出来的米粉。参与拾穗的人群中，除了小孩外，还有个别的老年妇女，他们所拾的穗也归自己。二、稻作文化的祭神祭神是传统农业文化中一种普遍现象，稻作文化中自然也不例外。的确，在河野先生所选的反映江南汉族稻作文化的《耕织图》中，我们看不到“祭神”的场面，但这并不否认祭神的存在。众所周知，中国自南宋时代以来，曾多次绘制过耕织图，它是描绘江南的稻作与养蚕、机织情景的。而在这众多的耕织图中，虽然有些看不到祭神的场面，但有些耕织图中却有祭神的场面。如康熙《耕织图》、雍正《耕织图》。（插图）有些耕织图由于失传已无法想见其画面，但从保留下来的《耕织图诗》中，可以肯定一些耕织图有祭神的画面。元代书画家赵松雪题《耕织图》诗中，就能领略到祭神的内容：“孟冬农事毕，谷粟既已藏。弥望四野空，藁秸亦在场。朝廷政方理，庶事和阴阳，所以频岁登，不忧旱与蝗。置酒燕乡里，尊老列上行。肴羞不厌多，炰羔复烹羊。纵饮穷日夕，为乐殊未央。祷天祝圣人，万年长寿昌。”从中可以看出，至少赵松雪所看到的耕织图有祭神的画面。即便有些耕织图中祭神场面的不存在，也并不表示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祭神活动。在唐代元稹的诗中我们能够领略到流行于楚地的“赛神”习俗：“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

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 祭神的存在，除了是一种习俗之外，更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当人们无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便希望藉助于神灵的力量，是有祈的出现；而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时候，人们便认为这是神灵的恩赐，于是要加以报答，是有报的出现。祈报的目的在于“媚于神而和于人”。祈报的对象，除了社（五土之神）稷（五谷之神）之外，“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进而扩展到“凡法施于民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能捍大患者，皆在所祈报也”。从江南稻作民俗中，就能看出这种祭神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据《吴地稻作文化》一书的记载，江南地区与稻作有关的农俗就有52余个，其中多与祭神有关。表列如下：

殿表现得尤为突出。（插图）从远处说，《诗经》及古代典籍中的许多篇章都与祈报有关，甚至其本身就是祈报之辞。对此，陈旉在“祈报篇”一一做了分析。作为汉族农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稻作文化自然也不例外，《诗经豳风七月》云：“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就有祭神以祈求健康长寿的意思。而《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季秋纪》等文献所记载的孟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则是一种典型的祭神酬报仪式。据考证，狗之所以祭祀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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