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意提防，不要锋芒毕露：“窃见足下任事太勇，忤时太深，疾恶太严，行法太果，分别太明，兼之辖及七省，酬应太烦，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过，口语太直，礼貌太简，行迹太略，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戒，亦恐嚬笑令居种种可为罪案，检点消融，得不加意乎！”以后看到形势急转直下，形势对李三才愈来愈不利时，又去信劝他立即引退。

然而政治斗争不以顾宪成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救不了李三才，他自己和东林书院因而受到了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东林书院一并称为“东林党”。

这些人的言论里面最为恶劣的是毫无根据地诋毁东林书院，有些罪状更是离奇。比如：

——“浒市（引者按：即浒墅关）有小河，货舟往来如织，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而榷关者不敢问，每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来亦须送银二三百两，助修书院乃已。”

——“凡东林讲学所至，主从每百余人，该县必先锦厨传戒，执事伺于境，迎于郊，馆毂程席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办。” ——“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为讲章，传播远近。讲章内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该图，其令乃得安。不然淮抚与别书院訾声至矣。”

这种信口雌黄的造谣引起正直人士的反感，光禄寺丞吴炯上疏为顾宪成和东林书院辩诬：

——针对东林书院在浒墅关近旁小河收税一节，他反驳道：“小河即在大关之旁，阔止五尺，有桥高三尺，货舟不能过，惟小空船可过，以省伺候开关就晷刻，从来无税。”

——针对东林书院胁迫浒墅关官员送银“助修书院”一节，他反驳道：“东林之会期有定，皆里居缙绅与青衿子弟，不招自来者，未尝招人，亦绝无送银之关使。况书院小屋数椽修复已久，本无厚费，何暇助工？”

——针对东林讲会向县衙勒索巨额赞助一节，他反驳道：“缙绅赴会固非一人，然俱二三仆驾小船，并无侈张舟从者，有则共鄙

之。不受县官下程，不领县官一茶。主会者捐资自办，日中腥素四碗，至晚腥素六碗，俱四人一桌，费亦不多。”

——针对东林书院议论时事，并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各县一节，他反驳道：“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座无哗，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士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

吴炯摆事实讲道理，把徐兆魁的谎言驳得体无完肤。

人们常说邪不压正，现实中却经常是正不胜邪，谤议依然声势汹汹。李三才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接连向皇帝提出辞呈，接连提了十五次，才得到皇帝批准。宵小之徒唯恐他东山再起，非置他于死地不肯罢休，抓住他在家乡通州“盗用皇木营建私第”之事，大做文章。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李三才被扣上了“欺君蔑法”的帽子，声名狼藉，政敌仍穷追不休。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借题发挥，攻击李三才“大奸大贪”。

李三才在狼狈不堪时，还不忘为东林书院辩白，他向皇帝上疏，希望消解党祸以安天下。奏疏这样写道：“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屏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李三才虽然被人诽谤与顾宪成“结党”，但他自己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而以第三者身份为东林书院辩诬。在他看来，东林是东林，三才是三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政治斗争令人防不胜防，那些自己“结党”的人往往反诬别人“结党”，所谓“东林党”便是这种人的宣传产物。到了天启年间阉党专政时，这种政治宣传登峰造极。因为他们弹劾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引起魏忠贤的不满。故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仿照《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座次，编了《东林点将录》，公然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

三才”。东林书院的许多人都在这个名单上，于是一个虚拟的“东林党”形成了。

二、东林非党论

清初学者毛奇龄就曾经说过：“东林非党也，有抗东林者，而党始名然。”明末学者吴应箕也着力论证过此点：“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其国，必加之以朋党。”很显然，“东林党”这个称呼是它的敌人，即所谓“抗东林者”的那些“小人”，强加于它的一种蔑称——为人所不齿的“朋党”。

奇怪的是，后世的学者不加细察，以为东林书院就是“东林党”，似乎是无须证明的问题。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东林党”条如此写道：“东林党——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合（引者按：“应合”系“应和”之误），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把“东林党“作为东林书院的同义词，是颇值得质疑的。

“党”这个字，在现今人们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几乎成了“政党”的同义语，这是现代政治的特有现象。中国古代并无政党可言，史书中常见的“党”，都不是政党之“党”，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党”、“李党”，北宋的“元祐党人”，南宋的“伪学逆党”等等，毫无例外的都是朋党，或被对立面诬蔑为朋党。汉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义，在《辞海》中，“党”这个字的释义多达六项，既有政党之意，也有朋党之意。现代人对“党”字的直觉印象往往侧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把两者混为一谈。

在英文中政党的“党”是Parties,朋党的“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不至于把朋党混淆为政党。《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特别指出两者的差别，非常有意思，不妨细细琢磨一下：“（牛党、李党）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九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明确纲领和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

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这种论述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别开生面的，极富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所谓“东林党”的“党”，也是朋党的“党”（Factions），而不是政党的“党”(Parties)。那么，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是不是会自称为朋党呢？绝无此种可能，道理很简单，朋党是一个贬义词，无论在朝官员，还是在野人士，都不会自称为朋党，东林书院的君子们当然不会自称为“东林党”。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的，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提到君子的道德标准：“群而不党”，以继承并发扬孔孟之道为己任的东林君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在他们看来，“结党”、“有党”是正直人士所不齿的，决不可能自诬。台湾学者傅光武在《高攀龙》一书中说：“事实上，东林诸君子并没有一个有形的组织，他们只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志同道合，群而不党。”

事实表明，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是政敌们强加于它的。以《万历十五年》闻名遐迩的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写到“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这一节时，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言简意赅，显示了深刻的历史洞察力。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朋党政治的分析是独具只眼的，或许是旁观者清吧！然而这样的视角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不少人习惯于把东林书院看作是一个政党，看作一个有着共同纲领的政治改革家组织。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学者认为，在东林书院建立以前就已经有“东林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