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周法律制度中内部控制思想

内容摘要：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是取得胜利并掌握政权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强有力的工具。从法律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其所包含的内部控制思想。本文通过西周法律制度探讨中国古代早期的内部控制思想。 关键词：西周 法律制度 内部控制

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最能集中、突出的反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点，体现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的系统看法。在中国古代，夏商奴隶制国家开创了中国法制度的先河，西周时期法制度达到了中国奴隶制法制的鼎盛状态，无论是立法思想、刑法原则，或是具体的法律制度，都对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 立法思想“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五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在权利的制约方面，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这种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坠命，要想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即所谓“以德配天”说。因此，“德”也成为“王”权利的制衡。 “明德慎罚”，即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必须宽缓、审慎，执行刑罚更要慎重。从“德”的方面讲，就是以教为先。“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庶士、有正、越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尚书·酒诰》）“古之人犹胥训诰，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尚书·无逸》）“文王教”、“朕教”，即统治者按他们的意志施行的教，目的在于防止人民反抗。“训诰”即用教育的方法治理人民，人民就不会弄虚作假，进行欺骗了。从刑的角度讲，周统治者为实现“慎罚”而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司法活动的刑法原则和狱政措施。如刑罚原则中的“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 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尚书·康诰》）即定罪量刑区分故意与过失、一贯与偶犯。狱政管理上，对于司法官，《尚书·吕刑》规定：“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要求不让那些佞臣污吏去审理案件，并严格规定法官的责任制，指出法官审理案件的五种弊病，即“五过之疪”。当法官犯这五种弊病时，他的罪就和罪犯等同。同时提出“狱货非宝”的告诫，指出对狱中的财物，不能作为私家财宝。从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中我们看到“德”与“罚”成为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制约。这反映了内部控制中的制约思想。

二、 立法活动“礼制”

礼是氏族社会的产物，起源于氏族的祭祀活动，其内容十分复杂，调整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准则，约束氏族的风俗习惯等都可以称“礼”。在中国，由于奴

隶社会的早熟，血缘关系在阶级社会的大量存留，礼经过更新之后被保留下来，成为约束人们的规范，并发展成礼制。礼萌发于原始社会，经夏、商二代的发展，至周公制礼后成为维护分封、宗法、继承制度，调整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种规范的准则。周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大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小到个人言行视听，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礼节仪式，无不包括其内。周礼的主要职能体现在：第一，维护宗法等级制，调整奴隶主阶级的内部关系。“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荀子·王制》）可见，礼是统治阶级者用来区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的一种统治工具。第二，以根本法的形式，调节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礼记·曲礼》）可见，礼是西周一切政治生活规范的根本，是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教育、道德等上层建筑领域的行动准则。第三，预防犯罪。“礼之教化也征，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礼记·经解》）礼可以教化人心，使其避恶而归善，消除犯罪于未然。第四，遏制人民的反抗活动。“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礼记·坊记》）“以五教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周礼·大司徒》）以礼节制人们的行动，使其履行正常的规范而不起来造反。由上可见，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礼的制约。故，从周礼中也可以看出其内部控制中的制约思想。

自周平王东迁洛阳，王室日渐衰微，在政治上已徒有天下共主的虚名。各诸侯国渐次做大，以强凌弱，彼此吞并，宗族血缘关系被政治利害关系所淹没，此外经过的华夷之争、礼下庶人及社会风俗的巨变使得礼制完全崩溃。旧有以礼、刑结合的法，礼既是刑罚维护的对象，又是刑罚实施的准则，因礼的崩溃，刑也失去了使用的准则，所以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法制的变革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德”“礼”“权”“刑”等各个方面的制衡、激励作用，当失衡时，会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同样，如果内部控制不能做到很好的制约各方力量，不能很好的激励员工，对企业经营也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三、 西周行政管理体制

西周行政机构的特点是行政组织与宗法组织相结合。因而，周王既是国家政治权利的最高统治者，中央政府的首脑，也是四方诸侯的共主和全国最大的族长。各级政权机构的首领基本上由国王的家族成员或姻亲担任。周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绝对权威，但为了保护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和周王权利的充分发挥，周王之下，建立了一个中央行政管理机构。这一机构以周王为中心，下辖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部门。卿事寮是中央政务机关，太史寮则行政与事务兼理。两大部门之间和两大部门各自的组织系统，基本上职责分明，隶属关系明确，初步建立了纵向、横向权利既有分工又相互制约的管理体制。

卿事寮，主管军政司法，以卿事为首脑。卿事由“三公”担任，即太师、太保、太傅。三公是辅佐周王处理重大军事、政治事务的最高官吏，位居百官首。卿事之下，设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士等官职。司徒，掌管藉田、仓廪、山林川泽及赋役征发，并参与处理在其职权范围内发生的财产争讼案。司马，总

领军政、军赋，也参与处理民事案件。司空，掌管工程营建。与卿事寮平列的行政机构是太史寮。太史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册命、天时、历法、祭祀、占卜、文化、教育、图籍、记录史书、保管文书档案等。下设作册、内史、御史、丧史、大祝、大卜等。作册，掌管册命，制作命书。内史，出纳王命，册封大臣，宣读命书，是周王的近臣。御史，负责赞书的起草和文书档案的保管。丧史，掌管诸侯、卿大夫等贵族的丧葬礼仪。大祝，掌管祭祀祝寿诸事。大卜，掌管占卜吉凶。

西周行政管理体制，从机构的设置、权利的划分到上级与下级、同级与同级之间的相互隶属与制约，均具有自身的特色。

第一，行政事务与神职事务相分离。西周行政事务从神职中分离出来，在中央形成卿事寮、太史寮两大部门。卿事寮总揽政务，太史寮兼理神事。行政部门不受神职人员的控制，有利于行政组织机构的健全和行政权力的正常发展。

第二，官司之间，职责相对分明而要彼此制约。例如在纵向权力关系上，地方诸侯从宗法的角度要受制于王，而在行政关系上，却受周王和卿事寮的双重领导。周王允许各级官吏有参与政务、管理国家的权力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示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国语·周语上》至于卿士一级的高级官吏，对周王更有约束力。在横向权力关系上，卿事寮掌握行政权，而太史寮掌握卿士在内的官吏任命、奖惩的命书和诏令的起草权、宣读权和保管权，这对卿事寮也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卿事寮内部，“三司”是权利相等的平行权力机构，而在职权行使过程中也存在权利的彼此依附。以军赋征收为例，军赋的征收由司马总负其责，然而军赋的来源取决于田赋。因而主管田赋的司徒和司马之间有着无法分离的关系。

第三，带有鲜明的宗法色彩。族权与政权的统一是西周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表现在官吏的任命上，就是实行世卿世禄，官爵官袭，父死子继制度。周公旦死后，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为卿士，继承了周公旦的官职，这是职官世袭。宣王时的召公是召公 的后代，也是士官卿士。

第四，军事与行政记在职官设置和权力行使上存在着严重的界限不清现象。在西周的历史上不少太师、太保，既是中央行政机关的首脑，又掌军政，并能以最高统帅身份带兵出征。成王时的周公和召公，一个为太师，一个为太保，他们曾领兵东伐过准夷，见于“残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司马的职责是负责军赋的征收，而军赋的顺利征收又离不开负责公田、赋役的司徒。司徒能够兼任军官，随军出征，反而有利于对军事将领和军事首领的制约。

总之，西周行政管理，无论纵向的领属关系，或横向的分工负责，均达到基本协调，这对稳定君臣关系，统一各级贵族的行为，强化周王权力，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都起到重要作用。可见古代内部控制思想中的相互牵制、制约、激励作用思想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蒲坚·《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

[2]胡留元 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6 [3]王菲·《中国法制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4]百度文库

中 国 古 代 内 部 控 制 思 想

专业：会计学 姓名：骆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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