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然地理环境

引入：地理环境决定论

一、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特别强调自然地理因素（尤其是气候因素）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面貌以及其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他认为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他用气候因素来理解人民之是否勇敢，民族之能否享有自由，国家之是否强盛。通读《论法的精神》第三卷不难看出孟德斯鸠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世界上各种人文现象的决定因素，一切社会现象都受自然规律的制约都是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

首先站在孟德斯鸠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虑他的这一观点具有历史进步性，他充分理解到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自然环境是指环绕着人群的空间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到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的总体。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

其次我们也应看到孟德斯鸠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太过夸大自然环境的作用，把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理解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为了能够生存，人类首先要不断适应自然。这主要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对自然地依赖性和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力较强。其次，人也要按照既定的目的改造自然，使自然适应人类的需求。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复杂地貌，对人文文化有明显的影响。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而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适应，才能谈及民族的繁衍生存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下面就从几个方面谈一下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1、自然环境对人个体的影响。这一影响是人们最容易观察到的。人种地理学表明，自然环境对人的形态特征，如身材大小，皮肤颜色，发型和头型等有很大的影响。如在热带环境下人的形态表现为黑皮肤，卷曲头发，厚嘴唇和瘦长型体格特征。

2 、自然地理环境与居住文化的互动。“居”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自古

以来就成为人类关注的重点。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差别，各国各地的人民形成了自己的居住特色。如为适应新疆干旱少雨风沙大的气候，维吾尔建筑引水入户，以水定居，并植以果树，鲜花，蔬菜。绿色庭院已经成为维吾尔民居的总体特点。

3、自然地理环境与宗教文化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原始人畏惧自然进而崇拜自然，进而形成崇拜自然的宗教。如在西域形成了崇拜自然的萨满教。它源于萨满教对天地之崇拜，人们崇尚黄颜色。在当地人眼中除了象征着黄土地之外，还象征着大漠的颜色，它代表当地人的生存环境。

4、自然地理环境与服饰，审美文化的互动。服饰的特色也是深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并间接反映着其地域特色。如客家人分布在距海较远的内陆山区，除了河流谷地较为开阔外，其余都是崎岖的山地。由于客家人大多居住环境恶劣，为适应这样的生活环境其服饰原料一个主要的特色是选料粗，一般以取于当地的棉或麻织物为主，所织服饰既经济又耐用。而金沙河傣族因住地燥热，又多近流河，男女老幼都爱下河洗澡，衣服也比较清洁，既白又红。

一般说来，自然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生产力水平就较高，经济就较发达，物质财富就较丰富，就容易促进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据

如何认识地理环境因素在经济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和其所发挥的影响呢？马克思、恩格斯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三个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劳动材料、劳动对象或劳动的自然物质，指的即是地理环境中的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因素。作为物质生产活动要素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的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当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以至人类文明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某一地理环境对成长于其中的那个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进而决定那个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发展进程。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初期，“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类型和具体的

内容及方式，故有农业民族、游牧民族之别。而生活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则因其自然条件，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同时，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恩格斯在对古代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时指出，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在可供人类利用的动物、植物资源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洲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在美洲大陆，在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在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玉蜀黍。自然条件的这些差异，使这两个大陆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物质生产活动，“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他们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通过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而实现的。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着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并通过决定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世界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使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产生了许多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基本上是“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这就不能不带有其文明初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各自特征的社会生活所打上的深刻烙印。

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学说就与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形成了重大区别。在孟德斯鸠那里，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气质性格，人的气质和性格决定法律及政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则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

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别不在于地理环境是否决定着人类的生活，而在于前者怎样决定后者。孟德斯鸠等人认识不到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极端重要性，而不适当地强调人的气质性格及心理状态的作用，使其“地理环境决定论”仍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而为正确说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第一节 居中的地理位置

九州，不同时代有不同州名版本，一般为《禹贡》中冀州、兖州（yan）、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幽州、雍州。后来又有十二州说，即从冀州分出并州，从青州分出营州，从雍州分出梁州。一般地说，“九州”泛指中国。例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己亥杂诗中的第220首》）

“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中原一般专指河南省。河南又名“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中土”、“华夏”和“神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原河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起到最主要决定性作用。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而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4000多年前，河南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豫”，且有“中州”和“中原”之称。河南是华夏民族早期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先后有夏、商、西周（成周洛邑）、东周、西汉（初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五代、北宋和金等20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

中国八大古都，河南一省就占了四个，分别为夏商故都郑州、商都安阳、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不过河南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和灾难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大批大批的河南人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往异域他乡，这极大地促进了祖国很多地方的开发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