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ofMachuPiechu)

1978年12月，一批建筑师在秘鲁的利马集会，对《雅典宪章》40多年的实践作了评价，认为实践证明《雅典宪章》提出的某些原则是正确的，而且将继续起作用，如把交通看成为城市基本功能之一，道路应按功能性质进行分类，改进交叉口设计等，但是也指出，把小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和制定交通流量的依据的政策，应改为使私人车辆服从于公共客运系统的发展，要注意在发展交通与“能源危机”之间取得平衡。《雅典宪章》中认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在于综合城市四项基本功能——生活，工作、游憩和交通而规划，就是解决城市划分成区的办法。但是实践证明，追求功能分区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组织，忽略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而应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生活环境。这次集会后发表的《马丘比丘宪章》，还提出了城市急剧发展中如何更有效地使用人力、土地和资源，如何解决城市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提出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问题。

六、邻里单位、小区规划与社区规划

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不久又在欧洲，出现一种“邻里单位”(NeighborhoodUnit)的居住区规划思想。它与过去将住宅区的结构从属于道路划分方格的那种形式不同。旧的方式，路格很小，方格内居住人口不多，难于设置足够的公共设施。儿童上学及居民购买日常的必需品，必须穿越城市道路。在以往机动交通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尚未感到过大的不方便。到20世纪20年代后，城市道路上的机动交通日益增长，交通量和速度都增大，车祸经常发生，对老弱及儿童穿越道路的威胁更加严重，而且过小的路格，过多的交叉口，也降低了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旧的住宅布置方式，大都是围绕道路形成周边和内天井的形式，结果住宅的朝向不好，建筑密集，机动交通发达后，沿街居住非常不安宁。

“邻里单位”思想要求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居住区，使每一个“邻里单位”成为组成居住区的“细胞”。开始时，首先考虑的是幼儿上学不要穿越交通道路，“邻里单位”内要设置小学，以此决定并控制“邻里单位’的规模。后来

也考虑在“邻里单位”内部设置一些为居民服务的，日常使用的公共建筑及设施，使“邻里单位”内部和外部的道路有一定的分工，防止外部交通在“邻里单位”内部穿越。

“邻里单位”思想还提出在同一邻里单位内安排不同阶层的居民居住，设置一定的公共建筑，这些也与当时资产阶级搞阶级调和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意图相呼应。“邻里单位”理论在英国及欧美一些国家盛行，而且也按这种方式建造了一些居住区。

这种思想因为适应了现代城市由于机动交通发展带来的规划结构上的变化，把居住的安静、朝向、卫生、安全放在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以后居住区规划影响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一些城市的重建和卫星城市的规划建设中，“邻里单位”思想更进一步得到应用、推广，并且在它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小区规划”的理论。试图把小区作为一个居住区构成的“细胞”，将其规模扩大，不限于以一个小学的规模来控制，也不仅是由一般的城市道路来划分，而趋向于由交通干道或其他天然或人工的界线(如铁路、河流等)为界。在这个范围内，把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绿地等予以综合解决，使小区内部的道路系统与四周的城市干道有明显的划分。公共建筑的项目及规模也可以扩大，不仅是日常必需品的供应，一般的生活服务都可以在小区内解决。

20世纪60年代后，城市规划领域中对城市的社会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居住区规划设计不再局限于住宅和设施等物质环境，而是将解决居住区内的社会问题提高到重要位置，社区规划的概念逐步取代了小区规划的提法，规划师的责任重心更趋多元化，给予了社会问题，尤其是社区中的弱者以更多关怀。

七、有机疏散思想

针对大城市过分膨胀所带来的各种“弊病”，伊利尔·沙里宁(ElielSaarinen)在1934年发表了《城市——它的成长、衰败与未来(The City—Its Growth，Its Decay，ItsFuture)》一书，书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的思想。

有机疏散的思想，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或技术性的指导方案，而是对城市的发

展带有哲理性的思考，是在吸取了前些时期和同时代城市规划学者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对欧洲、美国一些城市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与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在上文“卫星镇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中提到的1918年沙里宁与荣格受一私人开发商的委托，在赫尔辛基新区明克尼米—哈格提出一个17万人口的扩展方案是其城市疏散的思想的延续。

沙里宁认为，一些大城市一边向周围迅速扩展，同时内部又出现他称之为“瘤”的贫民窟，而且贫民窟也不断蔓延，这说明城市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变化的机体。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城市规划是动态的。他认为对待城市的各种“病”就像对人体的各种病一样。根治城市有些病靠吃药、动点小手术是不行的，要动大手术，就是要从改变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做起。

他用对生物和人体的认识来研究城市，认为城市由许多“细胞”组成，细胞间有一定的空隙，有机体通过不断地细胞繁殖而逐步生长，它的每一个细胞都向邻近的空间扩展，这种空间是预先留出来供细胞繁殖之用，这种空间使有机体的生长具有灵活性，同时又能保护有机体。

他从生物的这种成长现象中受到启示，认为有机疏散就是把扩大的城市范围划分为不同的集中点所使用的区域，这种区域内又可分成不同活动所需要的地段。他认为，由于城市的功能产生某种力量，而使城市具有一种膨胀的趋势，当分散的离心力大于集中的向心力时就会出现分散的现象。他认为，有机分散的过程如同缓慢、持续地进行的化学过程一样，存在正反应与逆反应，通过这两种作用，能逐渐把城市的紊乱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这两种作用将在城市内部的潜在力量中产生出对日常活动进行功能性的集中，对这些集中点又产生有机的分散。他认为，街道交通拥挤对城市的影响与血液不畅对人体的影响一样，主动脉、大静脉等组成输送大量物质的主要线路，毛细血管则起着局部的输送作用。输送的原则是简单明了的，输送物直接送达目的地，并不通过与它无关的其他器官，而且流通渠道的大小是根据运量的多少而定。按照这种原则，他认为应该把联系城市主要部分的快车道设在带状绿地系统中，也就是说把高速交通集中在单独的干线上，使其避免穿越和干扰住宅区等需要安静的场所。他认为，以往的城市是把有秩序的疏散变成无秩序的集中，而他的思想可以把无秩序的集中变为有秩序的分散。在他的著作中还从土地产权、价格、城市立法等方面论述厂有机疏散的必

要和可能。有机疏散的思想在战后许多城市规划工作中得到应用。但是1960年代以后，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把其他学科里的规律套用到城市规划中的简单做法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八、理性主义规划理论及其批判

1960到1970年的西方城市规划操作的指导理论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系统、理性和控制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刘易斯·凯博(Lewis Keble)1952年出版的《城乡规划的原则与实践(PrinciplesandPracticeOfTownandCountryPlanning)》全面阐述了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规划思想。经过十几年的实践，1961年凯博再版了这本书。凯博的这本书中集中反映了城市规划中的理性程序，城市规划的对象还主要局限在物质方面，规划编制程序步步相扣，从现状调查、数据收集统计、方案提出与比较评价、方案选定、各工程系统的规划的编制都在理论上达到了至善至美的严密逻辑。在规划实践中这本书成为了当时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的操作指导手册，其思想方法代表了理性主义的标准理论。

与理性主义规划相辅的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城市规划中系统工程的导入和数理分析的大量推广，大型计算机的出现是其技术基础。系统工程的导入使得把城市更多地看成一个巨型系统，而规划则更多地从运筹学和系统结构方面着手。城市规划的前期调查发现变得越来越严密，工作量也就越来越大，大型计算机的出现使得大量调查数据的处理成为可能。城市规划工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包括用纯粹数理公式表达的城市发展模型和城市规划控制模型。在此现象之下，城市规划编制的理论程序也就更加理性，理性主义成为主导的规划思想。

理性主义规划理论认为，规划方案是对城市现状问题的理性分析和推导的必然结果。但是在理性主义使规划变得越来越严密的时候，城市规划专业也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大堆复杂的数理模型对城市发展的实际意义让人无法理解，除了对理性主义理论的工作方法的批判外，还有针对理性主义理论在规划过程中多局限于物质形态，对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关心太少的。对理性主义理论的批判还来自于行政管理过程，理性主义理论对决策者的立场观点缺乏充分的认识。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