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也大体是“道法自然”风尚的产物 34、开发江南的经过？
答：尽管秦汉以来就开始开拓广大南方地区，但多为政治上的占领和行政上的设置，深度的经济文化开发除个别地方外，一般都相当缓慢。一般所谓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域，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 35、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较早时期，中国人把佛教作为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术，与黄帝、老子及其他本土神灵一起崇奉。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两汉道教在民间流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特点：1）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与北朝偏于教的倾向大相异趣。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新兴民族有关。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 36、神灭论？
答：佛教在中国大规模流传时，必然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文化伦理产生矛盾和冲突。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这场争论以范缜《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佛教讲因果报应，讲三世轮回，范缜则本着道家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反驳佛教，主张形尽神灭的无神论。此论一出在南朝上流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但范缜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捍卫真理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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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
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开发所至，也就是融合所至。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更重要的是，只要他们在中原建立国家，只要他们接受农业生产方式，就不能不接受中原文化。所以就是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提倡文教。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因此受到重用，如石勒用张宾、苻坚用王猛等。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僧徒在北朝人数上众多，有力地显示出佛教在民众生活中的普及与深入。这是“佛化”，也可以说是“胡化”。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中所没有的要素，也都被广泛地接受。举其大端，一是胡服的流行。固有的上衣下裳的穿着方式，逐渐被上衣下裤所取代，而且一直到近代仍延续着。二是胡床胡坐。固有的方式是席地而坐，胡床则可以垂脚坐，也是后世沿袭不改的方式。三是魏晋以来的“雅乐”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胡乐”，连朝廷大礼也用胡乐，民间即可想而知。经过长期而深入的胡汉文化间的互相熏染，一种既不同于汉亦不同于胡的刚健、质朴的“北方气质”已经形成，它与南方的细致、灵秀形成对照。 38、隋唐的“三省六部制”？
答：隋朝综合汉魏官制创立的政治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继续和补充。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称尚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同执宰相之职。尚书省最高长官因权力太大，又因下有六部，唐初以后基本不设，三省长官议政之所称政事堂，唐太宗以后宰相的成员增多，不限于三省长官。 39、北方文化背景及其特点？
答：1）尚武精神。唐代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唐朝若没有它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惯战的习性，其赫赫武功是不可想象的。2）开放的民族政策。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其北朝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唐对异族心态的开放，可以由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一事看出。心态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广阔的境域内必然含有众多的部族人群，“全部落、顺土俗”的含义是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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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如著名的玄奘取经及其试图建立原汁原味的佛家教派的努力，与唐人特有的对异域文明的热爱有相当大的关系。3）崇佛教与重诗文。 40、唐朝在民族关系开放政策及其给北宋带来的后果？
答：1）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它必须面对历史的结果，北宋开国规模前比不上汉唐，后也比不上明清，它的边疆压力却十分沉重。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常备军队。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入严重的局限。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解除战将的指挥权。平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2）忌讳武人，北宋王朝转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续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引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唐代大大增加，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 41、两税法及其作用？
答：安史之乱更造成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两税法 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多少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利分割关系。作用：1）两税法的实行，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2）两税制的意义也绝不仅限于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这一点，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大不相同的国家观念。两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末、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定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很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3）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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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2、市井文化的兴起：城市不仅积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期”。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是白话小说之祖，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 43、中唐时期的文化？
答：安史之乱引起唐王朝的衰落，这个巨大的变局激起了一种华夏种族意识的觉醒运动。种族意识的觉醒在五代随着北方异族的侵害及两宋时期与夏辽金元的对峙，变得更加激烈深入和牢固。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中唐思想界、文学界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思想两方面的变化在这些人身上分别表现出来。韩愈在《原道》等一系列文章中，揭出了一个从尧舜禹汤以迄孔子、孟子的道统，并认为这个道统至孟子而失传，今天得由他加以继承光大，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此相辅相成，他又打出了“攘斥佛老”的大旗，把佛教及道教视为夷狄之教、思想异端而欲加以排除。他的学侣 李翱，则以对儒家学说中的“心、性”内涵的初步发挥，应和韩愈的“道统”之说。柳宗元、刘禹锡一方面参与现实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如《封建论》《非国语》《天论》《天对》等文字，或着意于从历史的阐释解决现实问题，或立意打破思想上的精神迷误。 文化的道统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感，发之而为文章为诗歌，韩柳等中唐士人的思想、学问及文章，基本就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基本范围和规模。 44、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
答：白居易代表的是诗歌创作向传统的回归倾向。他所领导的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实际有意恢复着《诗经》、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韩愈到孟子那里汲取精神魄力的源泉，白居易则皈依经学一脉 。 45、宋代的新党与旧党之争？
答：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一面去思考问题。 46、王安石变法？
答：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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