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碎茶的优点是能迅速把茶叶的滋味浸泡出来，让茶味显得较浓。这种加工方式尤其适合制作袋泡茶。“我们的工夫（红茶）就慢吞吞的，一下子汤色不能完全出来。”川红工夫第一道水呈现暖黄色，要两三道水后，才开始呈现日益迷人的深红，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汤色亦非常好看。
红碎茶的最大缺点正是香气差。由于加工过程中温度较高，跑掉了一部分香气，所以不适合用这种方式制作斯里兰卡、大吉岭那样的高山高档茶。许多人都知道红茶适合加奶加糖调饮，但实际上，世界顶级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红茶，至今仍强调净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到顶级红茶特殊的香气。
“从它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生产这个茶叶很花工夫的。特别是它做成毛茶后，要经过多种调制，调制后外形又不大好看，就需要再进行复杂的精致加工，其实无非是让叶索大小一致，轻重分开。”
由于长期主持海外销售，施云清对于海外红茶消费市场历史非常了解。红茶的最大市场英国，50%以上喜欢浓汤红茶，而亚洲和非洲的伊斯兰国家由于禁止饮酒，茶叶消费量也非常大，尤其喜欢味道浓重的红碎茶。
“我在巴基斯坦待过，我们出口给他们的一些红茶曾经只卖1美元多1公斤，当时肯尼亚的红茶还卖3美元。有些伊斯兰国家非常热，形成了马路上有人顶着茶壶卖茶的风俗。”施云清说，他曾经问当地人：“你们消费也不高，为什么放着中国1美元的工夫茶不要，去买肯尼亚3美元的红碎茶？”“他说：?先生，你们的红茶喝几遍就完了，它（肯尼亚）的红茶再多泡几次都可以喝啊。而且，它的味道比你好一点。?”
不认同的结果便是价值低估。中国工夫红茶费时费力，成本高，价格却远不如印度和斯里兰卡红茶，甚至不如非洲某些国家的茶叶。“我们那时出口红茶，卖1亿多美元，要补贴好几亿元人民币。”施云清说。补贴的费用，则出自绿茶的出口，当时的说法叫做“出绿补红”。“1988年的时候，1美元大概要8元多人民币。我们（中茶公司）卖了1美元，国家只给我们3.62元人民币，所以我们卖1美元的茶叶要亏好几元人民币。”
红茶企业也意识到工夫茶成本高又不受国际市场认同的尴尬局面，但国营体制下，长期的生产方式又难以迅速掉头。施云清说，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也是左右红茶生产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1956年给埃及的那批茶叶。1956年爆发运河危机，英国就不给埃及茶叶了，那我们就支持它。用什么支持呢，除了牛羊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红茶。”施云清当时正好被派往埃及常驻，亲历了埃及人对于红碎茶的渴求，“我们给它的工夫茶他们根本不要，所以那时候国务院下了政治任务，埃及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这命令一级一级下到茶厂，中国的茶企又不太生产红碎茶，最后只能动员很多地方茶叶工厂，把精心制作的工夫红茶钆碎做成红碎茶卖给埃及。由于埃及需要量巨大，当时用这种方法制作了好几千吨，盈亏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的工夫茶在出口中的多次教训，最终才迫使茶企开始放弃工夫红茶，改做红碎茶。川红当年也大致走过了这一历史脉络，直到由于亏损，最终停产数年。
气候和地理的恩赐
具有60年历史的川红工夫红茶重现江湖，其实不过5～6年的时间，但时间并不是唯一的秘密。好茶的秘密，还在于孕育它的土地。
从宜宾驱车南行，南广河劈开山崖，成为宜宾以下第一条注入长江的支流，汽车就沿着这条似乎忘记了流淌的清水向上游进发。这河中的绿色也不知道是因为水质过清，还是沿岸绵延不绝的竹林掩映。新修的水泥公路很好、很窄，让车窗外的世界多变而刺激。3月的川南，南广河两岸山头河谷，所见之处都为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竹林茶园交织覆盖。从一个弯道驶出，阳光偶尔突然从云层射出，将所有沉闷的绿色变成活物。赞叹声未落，汽车突然转入山坳，竹林用最单纯的绿突然填满刚才留有万花筒般记忆的眼睛。
我想，所谓世外桃源正是这种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这川南的丘陵山谷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大工业的污染，只有山头偶尔有高压线塔越过。油菜花，瓦房，带着包头和围裙的老农，穿着蓝布褂子、系着围裙的妇女，几个世纪延续的农耕时代似乎未曾有过多改变，哪怕是在南广河边川红集团的茶厂，茶叶的制作，大致还延续着几个世纪古老工艺的传承。
川红集团主要有金叶茶厂（过去的宜宾茶厂）和林湖茶厂。前者主要制作边销茶，也就是黑茶。后者则主要生产红茶，绿茶则是近些年才开始生产。无论黑茶还是红茶，都是为边销和外销而制，并不为产茶区所消费，造成广大内地对此二种茶叶的陌生。比如，我们曾以为会看到所谓红茶茶园，陈岗说，其实他们的茶园和我们此前在峨眉山所见没有什么不同。“红茶、绿茶是用同一种茶树制成”。其实是红茶的制作主要多了一道发酵的工艺。
比如金叶茶厂的边销茶，同样是用绿茶制成，不过选料和绿茶、工夫红茶正好相反，用的是夏秋时粗粝的老叶。
传统上高级绿茶讲究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近些年来，竹叶青等顶级绿茶的选料更是讲究用开春后茶树冒出的单一芽头。陈岗说，现在川红工夫茶的选料也开始精致讲究如绿茶。川红的“早白尖”工夫红茶，就是选择清明前的一芽一叶为原料。边销茶用的则是夏秋之后的老叶，经过发酵制成，正式的名称则是“黑茶”（普洱就是黑茶的一种）。
历史上，汉族人不习惯饮用黑茶。一则汉人缺少肉食，黑茶叶料粗糙，汤味浓烈，过于“刮油”，不适合清淡的饮茶口味。西藏和内蒙古一带边疆游牧民族却因为长期大量食用肉类和奶制品，加上缺乏蔬菜，必须引用砖茶以去除油腻，补充维生素。黑茶的出现正适合调理他们的身体饮食。陈岗说，过去有人说汉族人把最差的茶叶卖给少数民族，其实饮茶习惯很大程度是气候和生活方式的自然选择。
在金叶茶厂车间内，工人们正将发酵好的黑色茶叶进行压制：先把铸铁制成的模具刷上油，放入茶叶，然后用机械加温压制，做成一块块长方形或饼状的黑色茶砖。抚摸砖面，还能触摸到那黑色粗老叶脉的纹理。
除了砖茶，在金叶的展品室内，还有长达1米左右、围径10余厘米、用竹席包裹的黑茶，数年前在康定的杂货店中曾经见到，一件不过几十块钱。过去都是用骡马和人力装运，沿着从川滇到康藏的茶马古道，运往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边销的黑茶虽然沉重却耐饮，价格也异常低廉。陈岗说，1元1公斤左右的砖茶不过几元钱。在不可一日无茶的西藏，过去几乎最贫穷的人也能消费得起。
红茶的秘密同样在发酵，不过工艺和黑茶不同。在南广河中游高县县城附近的林湖茶厂，我们试图毫无保留地看到传统的红茶制作工艺。
晾晒室的地面上摊晾着昨夜收来的茶叶鲜叶。从外形上看，和此前在峨眉看到用来制作鲜叶的绿茶毫无二致。“你所看到的鲜叶，既可以制作绿茶，也可以制作红茶、黄茶。如果不考虑成本，也可以制作黑茶，不过由于这是嫩叶，所以做成黑茶滋味反而不浓。”川红副总经理邓晓林告诉我，中国六大茶类，完全以不同制作工艺而形成。而对于红茶，从种植、采摘到制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天气和气候的影响。
头一天若下雨，次日则不能摘茶。因为嫩叶吸收了太多水分，在揉制过程中会被揉烂而无法成型。白天采摘后，下午和晚上则是交易和送鲜叶的时候。林湖茶厂的茶园最近只有几公里，远的则在几十公里外的山上，每天都有专车去收茶。“这些鲜叶是农民头天晚上送来的，还没有完全晾好。”
这几天送来的茶叶，就有周耀均送来的。周耀均过去是高县可久镇的村干部，在林湖茶厂的帮助下，和村里另外3个人成立了一个茶叶收制小组，负责将附近村子里收上来的茶叶统一送往林湖茶厂。从林湖到可久镇，开车转来转去地要1个多小时。周耀均的收茶点就在海拔1000米左右山上的一所老祠堂里。这里现在是个小学，但留了一间屋子给他放秤收茶。
周耀均自己有十来亩茶园，一部分种植茶厂推荐的131新种，这部分茶园必须按照茶厂的要求进行施肥、采摘，茶叶则有茶厂收购，其余茶园则可以自己选择支配。可久镇周边茶叶密度不小，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从清早开始，茶农就开始上山采茶。下午，四邻八乡的农民纷纷来到祠堂里送鲜叶。有的几斤，有的几两，用个塑料袋装着，按茶叶的品种和鲜叶的质量过磅付钱。新品种好的每斤可以卖将近60元，普通的本地老茶种则是40多元。有个老太太从十几里外送来几两老叶子。周耀均一看，品种质量都不符合要求，但同情老人年纪大，算每斤20元付了钱。到了21点，送茶的人群全走光了。新鲜的茶叶不能在这里过夜，周耀均吃完晚饭，开着租来的一辆“面的”开始下山，将今天收来的所有鲜叶连夜送往林湖。
摊青室隔壁的厂房内，工人们正将“摊青”（晾晒鲜叶以去除部分水分）好的鲜叶放入加温的滚筒，这称为“杀青”，目的是中止茶叶的酶化进程。在经过风冷后，茶叶放入加温的机械进行脱毫（茶叶上的绒毛）和叶片成型。最后通过数道工序进行精选和精制。
“不过今天我们不做红茶。”邓晓林说，这批茶叶本来可以制作红茶。但红茶需要发酵，对制作当天温度有一定要求。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川红”一直沿袭古代贡茶制法，其关键工艺在于采用“自然萎凋”、“手工精揉”、“木炭烘焙”，所制茶叶紧细秀丽，具有浓郁的花果或橘糖香。随着技术的改进，现在已经大多数采用机械制作。唯有发酵部分，对于气温的要求难以摆脱。
这或许就是地理的自然选择，阳光、空气、地形和土壤都是无形的上帝之手。比如，川南拥有中国四大白酒之三（宜宾五粮液、泸州老窖和郎酒），这正是被河谷环境和温湿气候所决定的。相隔不过200公里，高县、宜宾、筠连一带的茶园和峨眉山一带茶园相比也并没有太多不同，但两地茶叶则是红绿之分。我很想感性地解释为，峨眉山的高山茶园被浓密的竹林和云雾弥漫，造就高山绿茶的清凉。川南的阳光和浓烈的油菜花，让红茶中似乎
有阳光的温暖。遗憾的是，今天的气温只有5摄氏度左右，不足以进行充分地发酵。是变红，还是变绿，阳光和温度对这批茶叶做了选择。
国内的冷落和海外的衰退
你很难相信，勃艮第和波尔多人会漠视葡萄酒，苏格兰人会拒绝威士忌。那么我也很难对这些天看到的一个现象视若无睹——即便这个问题对于接待我们的主人可能有所冒犯。那就是，为何一路从成都、峨眉走来，作为中国茶叶最重要产区之一的四川，或者，即便在川红的产地宜宾，川人的饮茶习惯多年却集中在绿茶和花茶。
“过去成都人多数喜欢花茶，价格便宜，气味也香，现在绿茶已经超过了花茶。”川红集团负责销售的经理何斌说，然而川红在本地的销量也是不如绿茶。在成都，川红还没有直营的专卖店，何斌说，重庆人相对比较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在那里红茶的消费者要多些。
施云清认为，红茶在中国的落寞其实是个历史和习惯问题，“就如同内地人不喝边销茶一样，红茶不折不扣是为了出口而生产的产品，它本身就是因为出口才发展起来的”。施云清说，对于种茶叶的茶农来说，即便自己喜欢喝茶，也多是摘点不那么好的叶子简单手工炒一炒、烘一烘就喝了。“种茶人自己是舍不得喝那么好的茶叶的。许多品种的种植都是为了销售，为了他的生计而生产的。”
出口的需求，是因为红茶的巨大利润。
美国人写的《茶叶全书》中就记载，在1705年英国爱丁堡刊登的广告上，绿茶每磅售16先令，红茶则高达30先令，几乎是绿茶的一倍。由于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茶味浓郁、独特，成为英国、荷兰、法国等地最受欢迎的茶饮料。就连艾米丽?勃朗特也不忘在希斯克利这样一个乡村粗鄙农夫的客厅里，描述一下那必不可少的锡质茶叶罐。当然，那里面装的是红茶。拜伦则在《唐璜》中写道：“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的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厉。”
从源头武夷山，红茶迅速开始延伸到邻近的江西、浙江和安徽等地，如今中国约有19个省曾生产红茶。“大家现在都知道的祁红，也就是世界三大红茶之一的祁门工夫，更是在著名的武夷山正山小种以后差不多两三百年才出现。”施云清说，英国最早的茶叶文献中的“bohea”，即特指武夷山的正山小种红茶。
正山小种流行后，祁门红茶开始后来居上。祁红的采摘标准非常严格，高档祁红都以一芽二叶为主。其实和四川一样，安徽祁门历史上一直是绿茶产区。清朝光绪以前，祁门生产的绿茶，其品质制法都类似著名的六安绿茶，称为“安绿”。光绪元年（1875），安徽黔县人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籍经商，在至德县（今东至县）尧渡街设立茶庄，仿照“闽红”制法试制红茶。1876年，余干臣从至德来到祁门设立茶庄，再次试制红茶成功。由于茶价高、销路好而被纷起仿制，形成“祁门红茶”。
然而和瓷器一样，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掌控销售渠道，缺乏本土品牌。闭关锁国的清朝直到乾隆时期才缓慢地开放。此后更是开闭无常，导致红茶的出口仅局限于广州口岸。在这个过程中，消息闭塞、生产分散的茶叶种植者只能被买办垄断收购，饱受盘剥。而海外的渠道则完全被控制了世界市场的英国人所控制。在种茶人完全不可能和客户发生接触的情况下，生产者的国民的极度贫困，极大地抑制了内需市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