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不对游客开放，也是正山小种原产地范畴的最南端。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的《原产地保护标记管理规定》，正山小种的原产地范围为东经117°38′6″～117°44′30″，北纬27°41′35″～27°49′00″，东至麻栗，西至挂墩，南至皮坑、古王坑，北至桐木关，占地50平方公里。
这个区域山高谷深，海拔在1200米至1500米，年均气温18摄氏度，年降水量达2300毫米以上，相对湿度80%～85%，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仅为0.026%，春夏之间终日云雾缭绕，雾日多达100天以上，气温低，日照短，霜期长，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构成了这里的小叶种茶独特的生长环境，小种茶在外形上特征明显，枝叶繁乱，都是丛生状态，看不出明显的主干。正山小种，是对这个地区的小种茶的一种特指。根据《中国茶经》的记载，“正山”表明是真正的“高山茶地区所产”之意，凡是武夷山中所产的茶均称作正山，而武夷山附近所产的茶称外山。
75岁的茶叶专家叶兴谓还是习惯性地用“武夷小种”来做区分。他是福州人，1962年从福安茶叶专科学校毕业，被分到建瓯茶厂，算是解放后钻研红茶技术最早的一批科班学生，如今的外号是“老爷”，一说“老爷”，武夷山的老茶人都知道是叶兴谓。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整个闽北，包括江西铅山，茶叶产地都只做到毛茶初制，剩下的筛分、定级、拼配等精制工序全部都由建瓯茶厂完成，武夷山市就是以前的崇安县，有个崇安茶场，但是也只做毛茶。”叶兴谓分管两种茶叶，武夷岩茶和武夷小种。“星村桐木关、光泽干坑、邵武光音坑、建阳坳头，还有江西铅山县石陇乡，这些地方环境各方面都比较接近，茶叶都叫武夷小种。”叶兴谓说，“正山主要指的是桐木关以及光泽和建阳部分地区，跟外山相比，茶叶确实也有差异。从外形上看，桐木关的茶，叶张厚，外形粗壮、重实；而外山茶叶张薄，外形更细。从口感上看，桐木关的茶有种独特的桂圆松香味，而外山茶更侧重于工夫茶的香甜。”
用正山小种和外山小种制作的红茶，统称为小种红茶，在红茶的大家族里专为一类，区分于工夫红茶和红碎茶。桐木关地区制作小种红茶的历史悠久，正山小种也成为这种有独特烟熏味的红茶的代名词，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的1567至1610年，被认为是世界红茶的始祖。因为长期走外销出口，正山小种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海外的知名度远胜于本土。
山里的气温本来就比市区要低四五摄氏度，我们很不巧地赶上了一场降温，更觉阴冷。进山的路都是两岸夹水，这里是九曲溪的源头，也是闽江的源头，越往山上走，水越碧绿澄澈。现在是水浅石现，但到了雨季，湍急的溪水漫上公路，也能冲毁路基。去年涨了一场大水，许多损毁路段还没修复完工，路边堆放着备用的砂石。在叶兴谓的记忆里，上世纪60年代，进桐木关连路都没有，1963年他第一次进桐木，是从星村镇走进去的。“我一个人，打一把伞，拿着行李，走了80多里地。”今昔对比，叶兴谓戏谑地说：“最大的变化是山里的狗都变文明了，以前进山的陌生人少，山里的狗都很凶，老远就冲过来对着我叫，现在狗都不叫了。”汽车已经能直接开到桐木关，桐木关还在，不过是上世纪90年代新修的仿古建筑，如果不加盖白色瓷砖贴面的屋子，厚重的关门看起来会更复古些。这里是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出了桐木关，就进入江西境内，保护区的标志牌变成了“江西武夷山”，V字形的大峡谷犹如一道天堑，继续向江西铅山县伸展。
进山之后才明白，正山小种的生长区域叫茶山比茶园更合适，它们依着山势零星散布，夹在成片的竹林之间，跟齐整的台地茶完全不同。“完全是天生天养，不用施肥也不许施
肥，每年锄草两次，清明一次，七八月一次。”38岁的桐木村庙湾乌石岩村民陈贵宝说。他在江元勋的公司里负责原料采购，每年的茶青和制作工序中需要的松木，都由他来把关，因此对茶山的分布了如指掌。他领着我们从小路攀爬，寻找规模稍微大一些的茶山，原来只要离开盘山公路，沿着小路走上几分钟，就会进入各种幽静所在，流水、石桥、古栈道，再加上高低起伏的茶树，都是可入画的场景。可惜来得还是早了一点，春茶的采摘还没有开始，只是一幅静态山水。
这里的茶山和竹林都已经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64岁的吴福文是桐木村关坪黄花丛村民，也是当年关坪的大队会计，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首先是分毛竹，1982年，上面一道命令下来，村里没有一点头绪，根本不知道怎么分。还好那时候毛竹也不值钱，说是按根数分，后来都没仔细点，估算了一下按片数分的。第二年就开始分茶山，这就麻烦了，关坪是一个生产队，包括三个自然村，分茶山搞了1个多月，全村出动上山去查看，估算每片茶地大概能收多少斤干，也就是毛茶，回来再一起讨论该怎么分。每个方法都有人不满意，最后是按户口本上现有的人头分，是军属的，就算不在户口本上也给一份，怀孕了还没生的就不算了。把山上的茶地按地形、产量和优劣分成了甲、乙、丙、丁4等，大家抽签。那时候算出来，一个队总共有2万多斤干，分到人头就是200多斤干。我家5口人，分了1000多斤干，分布有十来个点。”
当年分配的时候，毛竹和茶都不值钱。后来毛竹价格涨起来，但茶叶一直低迷。茶叶的统购统销，在桐木一直持续到1998年。“1988年，正山小种的毛茶收购价是每公斤7.59元，到了1999年，也只涨到每公斤22元。”江元勋回忆，“茶青就更便宜，1998年，茶青也就1块钱1斤，好的时候1.2元1斤。”村民们于是更愿意砍了茶树种毛竹。陈贵宝说：“毛竹3年一砍，茶叶只能卖到块把钱的时候，一个8米长的毛竹已经可以卖到6块到7块钱，竹根、竹尾巴还可以单独卖。”吴福文记得很清楚：“分毛竹时定的是15年调整一次，所以1997年按照当年的户口本人数重分了一次，分得更好一些，但分茶山时没有定过时间，1983年分过第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变过。”
红茶的变革
桐木村村民户口本上都注明是“茶农”，整个武夷山，这样的专业茶村只有两个，桐木和天心，一个做正山小种红茶，一个做岩茶。茶农的粮、棉、油等物资都由国家统一供给，“大米成年人每月30斤，18岁以下每月20斤”。在桐木村，正山小种的初制加工是家家户户传下来的手艺，红茶的工序跟岩茶比起来相对简单，一芽三叶的茶青，采摘、萎凋、发酵，最后烘干。正山小种红茶的独特之处在于，萎凋和烘干两道工序都在杉木修建的青楼中完成，都要燃烧大量的松木来加温烘烤，这也是它烟熏味、桂圆味独特口感的关键。
为什么用这种烟熏烘烤的方式来做茶，桐木村有自己的传说。据说桐木以前做的也是绿茶，明末的某个采茶季节，北方军队路过桐木强行驻扎，军队走后，家中的茶青已经发酵变红，村民无奈之下将茶叶揉搓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来烘干，制成后的毛茶乌黑油润，有一股松脂香，挑到45公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第二年竟有人以2～3倍的价格前来定制。实地踏访桐木之后，我觉得气候条件其实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里春夏多雾，日照本来就少，从4月开始到6月的茶季，也难得见青天，有时还会遇到连续的雨天，就像江元勋告诉我的，“有一年的茶季，1个月只有两个晴天”。用青楼来完成室内萎凋和发酵后的烘干，是一种更因地制宜的现实选择，就像桐木村人善于吃辣一样，跟闽南口味天差地别，走的完全是江西、湖南的路子。
杉木吸水性好，但建成青楼也有火灾的风险。“以前桐木做茶，都是用明火在屋里烧。”叶兴谓说，“从解放前到1922年，桐木关烧过3座茶厂，江西烧过1座。”可是大山闭塞，山里人淳朴，对祖辈传下来的东西也不懂怎么改进。1963年第一次进桐木的叶兴谓对传统的红茶工艺做了第一个改变。“明火在屋里太危险，把地面的结构稍微改一下，修成个?倒下去的烟囱?，火在底下烧，热和烟从通道进到屋里，不就安全得多？”他以建瓯茶厂负责收购的技术员身份进山的。“有点权力，说话还有点分量，关键是我愿意出钱，从收购成本里拿出这个改建费用，谁愿意改，我还可以稍微提高一些他们的毛茶收购价格，那时候的毛茶按3个等级收，最好的一斤也只有1.85元。而改建一座青楼大概要20块到30块钱。”
按叶兴谓的设计改建后的青楼沿用至今，桐木关最大的一座青楼以前是桐木茶厂的产业，现在归属江元勋，乍看是很不起眼的古旧老房子，走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一共4层，底下烧火，一楼二楼烘干，三楼、四楼萎凋。江元勋茶厂的毛茶初制依旧在这里完成，4月开始，木楼将是一片繁忙，茶进茶出，人头攒动。喜欢琢磨的叶兴谓认为青楼还可以继续改进，他现在每年茶季还会受邀去桐木。“现在我也叫他们改，一楼的房间，除了头顶上放大竹匾的两层，旁边的空间搭一些架子也可以利用起来的，产量可以提高一倍。”
在最传统的正山小种红茶制作过程中，还有一道工序是发酵之后的过红锅，把茶叶放在烧热的锅中用手翻炒一下，时间是20～30秒。叶兴谓说：“这可以让酶迅速停止发酵，提高香味，口感更醇、更甜，汤色更清，但外形上不好看，会松散一点，颜色上也没有那么乌黑。这道工序费工费时，又需要技术，慢慢变得不常用了，我能做的也只是提高收购价格，让一部分茶农重新恢复这道工序，把老技术尽量保留下来。”
“改革开放之后，武夷山想自己开始做茶叶精制，崇安茶场先把岩茶加工拿了回去。他们种茶和初制都比我们通，但精制工序确实不太通。1983年就请我的师傅李斯原和我一起去做指导，第二年又把红茶精制也拿了回去，最早由大红袍的传人叶启桐负责，他还专门跑到建瓯跟我请教，我把多年的精制档案毫无保留地给了他们。有什么好保密的呢，那时候桐木路都还不通，是个?比夹皮沟还夹皮沟?的地方。”
桐木村自己办茶厂是1988年，厂长是傅华全，副厂长是张美满，负责茶叶加工技术的是江元勋。叶兴谓说：“刚开始，桐木茶厂是请崇安茶场的人去当师傅，去的人其实也不懂精制，只说?毛茶一出来就切?，这是不对的，要面筛之后才能切。结果当然全都切烂了，正山小种又不是做红碎茶，省外贸公司没法收，又来找我，让我去武夷山给他们做指导，1989年7月我再次去了桐木，这次已经有汽车可以进山了，一天两班。”江元勋现在也尊称叶兴谓是“师傅”，而叶兴谓则评价江元勋在做茶方面“悟性好，机遇好”，他还记得江元勋当年在村里的外号是“苏东坡”，介绍说“他喜欢写诗”。
虽然武夷山把红茶的精制都拿了回去，但正山小种的价格却一直没有起来，外销市场价格恒定，没有什么提价空间，后来居上的立顿、大吉岭等规模化、产业化的外国红茶垄断了绝大部分市场。1997年，已经升任桐木茶厂厂长的江元勋为了毛茶收购价跟省进出口公司据理力争，希望能将毛茶收购价从每公斤22元提到23元，只多1块钱，被拒绝后一怒之下辞职，第二年就自己办起了他的元勋茶厂、如今正山茶叶的前身。真正脱离了统购统销的环境，江元勋才意识到，红茶生意很不好做，持续的市场低迷，已经让桐木关正山小种进入没落期，“正山小种没什么人知道，甚至都没有人愿意做红茶了，茶青8毛钱1斤流落出去做岩茶”。
打破红茶传统，用正山小种来做岩茶，看起来是桐木关红茶寻求突破的第一轮尝试。江元勋也是实践者之一，小规模生产还好，2001年大规模投入后，他的仓库里堆积了25吨有机乌龙茶，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江元勋的运气也不错，赶上了当时南平市搞“南平机制”，重心下移，干部到农村挂职，培养可塑性的民营企业，三个茶厂列入帮扶名单：星愿茶厂、永生岩茶厂和元勋茶厂，前两家都是岩茶企业。已经成为星村镇副镇长的祖耕荣以总经理助理的身份挂职到了元勋茶厂，带来了更开阔的发展思路。申请国际有机茶认证、参加第二届芜湖茶博会评奖，都是正山小种打出名气的关键举措。
2001年的芜湖茶博会上，正山小种红茶拿到了一个金奖，这也是正山小种参加的第一次评选。叶兴谓是这次评选的幕后功臣，他与杭州茶叶研究所所长、国家茶叶质检中心主任骆少君是多年的朋友，他回忆说：“我花8分钱给骆少君写了一封信，推荐江元勋的正山小种红茶，让祖耕荣和江元勋的舅舅带着信去芜湖找骆少君，第二天正山小种红茶就到了审评现场，但有的专家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独特烟熏口感，我跟骆少君解释，这才是正山小种的独特之处。”
新贵的传奇
金骏眉出现之前，红茶市场始终低迷，绿茶、普洱、岩茶的热潮一轮轮开始，但红茶始终没有任何高端产品可以直接拉动。江元勋的有机茶外销市场做得也算不错，但根本没法跟立顿相比，后来立顿公司的人到桐木考察交流，江元勋才明白自己与这种工业化生产之间的巨大差异：“立顿追求的就是标准化，在伦敦喝到的立顿，跟你在北京喝到的是一个味道，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水质千差万别，立顿的核心研究放在对水质的科研和茶叶配比上，保证冲泡出来的全球统一口感，这跟我们做茶的差别太大了。”
茶种、环境、工艺，中国式茶叶生产，还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强调产地，强调工艺，强调个性化差异，强调能喝出不同地域，不同茶师工艺的细微差别，是一个与文化、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消费产业。正山小种红茶虽然一直在做外销，算得上标准化程度比较好的茶，但跟真正的工业化相比，差距依然遥远。江元勋的思路也不是工业化，他寻找的还是如何突破传统工艺，制作红茶中的高端产品，这是从他父亲江素生那辈就开始的心愿。江元勋家中保留了江素生与吴觉农的大量信件，里面多次提到研制高档红茶的事情。早年吴觉农到崇安茶场当厂长，江元勋的爷爷江润梅就是茶场的员工了，后来江素生也进入茶场，吴觉农调走之后，两家人的往来并没有中断。
江元勋说，对他开启思路很重要的人是龚雅玲。龚雅玲是泉州晋江人，1950年出生，1969年进入福建省茶叶研究所。“4个研究室，农化、栽培、植保、初工我全部过了一遍，从土壤到加工的每个环节，都有所了解。”龚雅玲告诉我，她1976年离开茶科所，到闽中地区辅导农民开山种茶，后来又调到省茶叶公司负责加工、销售和出口，2000年退休之后，她决定自己重新创业，到武夷山投资搞茶叶基地，做生态有机茶，这是她认准的市场方向。“我在做出口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农药超标，出口日本的乌龙茶压力就很大。”
江元勋和龚雅玲都是相似的实干作风，也成了投缘的朋友。2004年按龚雅玲的建议江元勋用正山小种的芽头做龙井绿茶。“当时绿茶明前茶的价格是1000元左右一斤，而特级正山小种才70元到80元一斤，真的连工钱都不够。”用正山小种的一芽一叶做出来的绿茶，“非常香，有板栗香和花香，也很耐泡”。龚雅玲说，“但缺点是存放一个星期就会变色，正山小种茶多酚的含量非常高，跟空气一接触，就会氧化发黑，虽然冲泡出来的茶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