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的具体情形，因而下文有必要以这两个罪名为例进行阐释。

至于其他罪名为何没有相应的规定，最高司法部门指出，除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外，刑法列举的其他金融诈骗罪的具体行为表现，本身就表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3]应该说，实务部门的看法是非常准确且符合实际情况的，比如票据诈骗罪：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又如信用证诈骗罪：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使用作废的信用证的；骗取信用证的。信用卡诈骗罪：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恶意透支的。保险诈骗罪：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就罪数形态而言，这些罪名可以说是牵连犯，方法行为中的明知、故意的欺骗行为，无疑是在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是直接故意在具体的犯罪实施行为上的体现。从这些积极的欺骗行为看，无疑证实了只要能够依据事实和证据证明这些行为的存在，就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应予以肯定。

下面接着以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为例进行阐述。《解释》第3条规定，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14]2001年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15]指出，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就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而言，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而集资诈骗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在于：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集资，或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故意，均构成集资诈骗罪。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注意：一是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应仅以此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犯罪处罚。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的主

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其他不法经济利益。金融诈骗犯罪客观表现上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具体说，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如果存在下列客观情形，就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没有经营、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4）将资金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账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营利的生产经营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16]当然，具体的情形还可能有发展，因而不完全局限于上述列明的情形，应根据犯罪形势发展和审判实践及时地进行经验总结。

（三）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目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罪仅限于直接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通过下列具体的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佐证：（1）虚构单位或者假冒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如盗用他人名义、捏造不存在的主体、利用已被撤销的主体、企业的承包商与租赁商明知没有履约能力或清偿能力仍以其名义签订合同。（2）以伪造、编造、作废的票证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来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4）收受对

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以合同签订和履行为准，可以分为签订过程和履行过程两种类型，前者表现为身份虚假和质押虚假，后者表现为履行虚假和携款逃跑。[17]此外，还包括了其他方法，这一兜底条款可以归纳为：（1）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2）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3）诱使、蒙骗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的；（4）利用虚假广告或信息，诱使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5）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的名义，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6）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的；（7）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的。[18]因此，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仍然主要通过行为来体现和佐证。

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和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往往比较模糊，其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与合同纠纷相比，两者在签订合同的目的、签订合同时的能力、签订和履行合同中的具体表现、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具体原因、纠纷发生后当事人的态度是积极补救还是消极放任上都存在差异。而与民事欺诈行为相比，应综合各种情况进行分析，要看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在签订合同后和履行前的履行能力情况和准备履行合同的情况、合同履行中实际履行能力和表现及对标的物的处理、发生合同履行纠纷后的未履行事由和补救措施情况、对违约责任的态度等。

三、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认定原则与方法

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种主观要素或者事实，主观事实是指用来说明行为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