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得利”而感到丝毫的怨愤，演员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重新当起堂倌。

由于消除了那种可以不那么准确地称之为社会偏执狂的心理，在欧洲的美国作家开始觉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平生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一一他可以接近任何人，也欢迎任何人来接近他，而且也愿意同任何人谈论任何事。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感觉。可以说，他感觉出了自身的分量和价值。

这就好比是他突然问从一条黑暗的隧道中走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辽阔的天空之下。确确实实，我就是在巴黎才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了天空。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但这并没有使我忧伤…那天空在我出生前就已存在，而在我去世之后仍将存在。因此，如何尽可能地充分利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就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了。

我出生于纽约，但生活范围只限于纽约的一些小角落，而在巴黎，我的生活足迹却遍及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右岸区和左岸区，在有钱的资产阶级中间和“悲惨世界”里的穷人中间。我还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从皮加叶区的老鸨和妓女到纳伊区的埃及银行家都接触过。这听起来可能很不正经，甚至有点不道德，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我喜欢与人交谈，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而几乎每一个人——正如我所希望人们仍然明白的——都是喜欢爱听人讲话的人。

与这些跟我自己大不相同的人的不断交往，破除了我思想上原先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偏见。作者在欧洲遇见的一些人并不是美国人，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同他本人的感受完全两样。对于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或是热爱，或是憎恨，或是敬佩，或是畏惧，或是妒忌——反正他们是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这就迫使作者对许多他原以为是理所当然

的事情重新加以考虑。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也是很有价值的。

这种自由(指美国作家到欧洲后摆脱了原先的种种束缚和传统观念，等于获得了某种自由一一译者注)，像任何一种自由一样，也带来一些危险和责任。总有一天，在欧洲的美国作家会意识到，而且是强烈地意识到，他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居住在欧洲的。倘若他是作为一个欧洲人居住在欧洲，那么，他所居住的这块大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不一样，其对他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可能就是当一个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对他讲起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生活在巴黎有何种感受的那一天，也可能是他路过某一家露天小吃店的平台，一眼瞥见艾伯特·加缪那张紧张、睿智而又苦闷的面孔的那一天，还有可能是有人请他讲述一下小石城的事情的那一天。这时，他就会感觉到，与其拿着美国护照坐在欧洲向人们讲述小石城的事情，倒不如亲身投入到小石城的民主斗争中去来得干脆——或者说光荣，尽管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不新鲜。

这是他个人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是可怕的一天，也是他的整个羁旅生涯目标所向的一天。就是在这一天，他终于认识到，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太平乐土；如果说他一直在欧洲训练自己准备承担什么重任的话，他实际是在为美国而训练自己。总而言之，美国作家在欧洲找到的自由，带着他绕了整整一圈后，又回到了自己身边。用其自身发展的责任把自己又带回到了自由原本所在之处——他自己手中。

即使是一头最不可救药的迷途小牛也必有其降生地点。他也许会脱离那曾生养他的群体——或许是被迫如此一一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身上总会带着他的出身标志，这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我认为了解这一点，甚至像那些最坚强的人那样，不论地位如何，

能视之为乐事，是很重要的。说实在的，一个作家的命运便取决于他对这一点能否接受。

人们常常指责美国作家们．说他们不描写社会，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只喜欢描写与社会对立的个人，或是与社会相脱离的个人。诚然，美国作家所描写的是他个人的情况，但《安娜·卡列宁娜》中所描写的，如果说不是那个与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立个人的悲惨命运，那又到底是什么呢?

真正的区别在于：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是一个古老而结构严密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事物——在该社会的成员看来，不过不包括托尔斯泰一一似乎都是一成不变的。这部着作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作品是因为托尔斯泰能够探索出，并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潜在的规律，这些规律对那个社会起着实际的支配作用并使安娜的悲惨结局成为必然之事。

美国作家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可供他们描写。他们所了解的社会只是一个万事皆变、人人为出人头地而奋斗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五彩缤纷、错综复杂的社会，它为美国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机会。

美国生活的极度紧张和它提供的无限的发展机会已经是尽人皆知、毫无疑问的事实了。但当代文学作品中对这些问题的描写却很带勉强性。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不是对我们社会中的紧张生活的深入分析，倒更像是这种紧张生活的直接反映。天晓得，现在该我们对自己进行一番检查的时候了。但如果我们要将自己从美国神话中解放出来，并设法弄清楚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做。

每个社会其实都是由一些潜在的规律，由一些人们没有说出来但却深深感觉到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所支配的，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要弄清这些规律和事物，就要由美国作家来努力。在一个非常喜爱冲破禁忌却又不能由此从中解脱出来的社会，要弄清这些，

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怪在此期间美国作家不断跑到欧洲去。他的人生历程需要精神食粮，他也需要可能找到的最好的模式。欧洲有着我们还没有的东西，一种生活的神秘而又不可抗拒的极限感，一句话，一种悲剧感。而我们也有着他们十分需要的东西——一种认为生活大有可为的新认识。

在努力把旧世界的看法和新世界的看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是政治家，而是作家，是我们最强的一支力量。虽然我们迄今还未全信，可是内心的生活确是真正的生活，而人们那种海市蜃楼般的梦幻却对世界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选自《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Unit 15从天窗中消失

科学是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有一个事实可用来说明这一点：一门科学发展程度越高，其基本概念就越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举例而言，世界上就只有一种热力学，并不存在什么分开独立的中国热力学、美国热力学或者苏联热力学。在二十世纪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遗传学曾分为两派；西方遗传学和苏联遗传学。后者源于李森科的理论，即环境的作用可能造成遗传基因的变异。今天，李森科的理论已经被推翻，因此，世界上就只有一种遗传学了。

作为科学的自然产物，工艺技术也显示出一种世界通用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工艺技术的发展传播使世界呈现出一体化特征的原因。原本各异的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服饰风格、音乐风格——甚至饮食风格——都越来越趋向于变成统一的世界流行风格了。世界呈现出同一性特征是因为它本来具有同一性。在这个世界上长大的儿童感受到的是一个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