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文，原件复印如下。
这篇奇文，原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从事日本密电研译而现仍健在的我与杨肆先生拜读之余，不禁为之愕然，称奇不已。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杨肆先生给我复信说：“熊文前已阅到，深佩此人胆识过人，必成‘大’器！明明无中生有，自欺欺人而敢于写出，又能料到堂堂政协大报即予登载，此人岂非有胆有识”，我亦有同感。当然，此事咎在作者，与《人民政协报》无关，正如上节李直峰先生文章一样，有人“乱来”，不能责怪《解放日报》。下面我就文中失实之处，加以揭露。
第一、抗战期间，只有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为唯一的研译日本密电码机关，绝没有所谓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这一名称的机关。有之，则是军统局私设的所谓特种技术研究室（它是魏大铭在大合并前夕，为与毛庆祥争夺权力与地位，临时架空自封的东西），冠以军统局三字尚可，绝不容冒充，冠以军委会三字来鱼目混珠。
再则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职员全部男性，绝无熊玲丽其人，杨肆先生函中亦云：“熊也者，不管是雌是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无此熊。”
第二、熊文自称一九四四年才就任主任研究员，“从事国际密电码的研究研译工作”，“开始集中力量侦测、侦收、研究、研译日军使用的密电码”；但所举事例却是一九四一年发生的，阴差阳错，达三年之久。例如，英国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注，熊文误为“威尔逊”亲王号）之被击沉，乃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五十分（见日本杂志《历史读本》一九八六年夏季特别号），此时熊玲丽阁下还不知在干什么，竟把三年前的大事当作其任内（一九四四年开始）的成绩来写，岂非咄咄怪事！
再则珍珠港事件前五天，中国破译日本外务省致野村大使的预示偷袭的密电报，立即由毛庆祥交蒋介石转美国驻华使节（但并没有熊文所称的“十万火急”标志），当时美国不相信中国人有这种本事，置之不理。事后果然上当，遭到惨重损失，以后才有“中美合作所”的设立。这一教训是指美国人而言，今熊文竟说什么：“可是英国人却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有这种先进技术与判断能力”云云，真可谓张冠李戴矣。
第三、熊文中有一段云：“命令日本空军派四个大队，指定在第三天凌晨三点钟出发，沿印度洋西上，侦袭以英国主力舰威尔逊（按应为威尔斯）亲王号为首的舰队 ”。据上述日本《历史读本》内由木俣滋郎写的《英极东舰队的崩溃》一文所载，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只有三个陆上基地的航空战队投入南进作战，其中两队集结于台湾，另一队驻在西贡（即现在胡志明市）。当时日海军夺取目标，一为新加坡，另一为菲律宾，要使用空军两者均属沿南中国海南下，何来沿印度洋西上？这时印度洋范围内如锡兰岛（即现在的斯林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等，还没有落到日军手里，直到第二年即一九四二年二月到四月才先后侵占（巴厘岛海战发生于二月二十九日，苏门答腊（即泗水）海战发生于二月二十七日，爪哇岛登陆在三月一日，锡兰岛作战在四月五日至九日，新加坡则于二月十五日先于上述各地被侵领。试问当时日军在印度洋各地还未染指，没有基地，何来航空队？而且新加坡乃位于印度洋锡兰岛之东，苏门答腊与爪哇之北，日本果已在该地拥有空军基地要去袭击在新加坡的英国舰队，则说它“沿印度洋东进或北上”，那才合理。说什么“沿印度洋西上”，反而远离新加坡而去，岂非笑话。揣这篇奇文作者之意，可能是以其就任主任研究员之一九四四年为起点来估量当时日军在南洋的情况，以为定必就近派遣空军去袭击英国舰队，而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之事阴差阳错了三年，杜撰虚构者，漏洞百出，每多类是。
第四、熊文中有一段称：“一次日本空军指挥部发电给某空军基地，命其派空军三个中队去轰炸马尼拉”。按日本系于一九四二年占领菲律宾，全土驻有日军六十二万人。直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间美军在菲南部一个名叫“勒依特”（译音，距马尼拉很远）的小岛登陆之前，菲律宾全土均在日军手中，亦即说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底止日空军不会去马尼拉进行自我轰炸。即使到第二年亦即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美军舰队进攻吕宋岛（马尼拉即在该岛西南部）林戛缨湾（译音）之时，日本空军还从马尼拉出动三十二架所谓“神风特别攻击机”（即人机共毁的肉弹轰炸机），炸中美舰十二艘（见《历史读本》）。亦即说此时马尼拉仍在日军手中，日空军自亦不会去进行自我轰炸。况乎，到了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海空军损失殆尽，完全失去制海制空权，日本本土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起即被从马里亚纳（Mariana ）基地起飞的美陆军超重轰炸机 B29不断袭击，“一九四五年三月上旬起，更进而从低高度对城市进行烧夷弹攻击，由于我陆海军防空能力不足，不能进行反击，到了最后广岛、长崎终遭原子弹爆炸之祸”（见《历史读本》）。由此可见，从熊玲丽一九四四年就任主任研究员起至一九四五年一月止，日本空军不会去马尼拉进行自我轰炸，其后日本本土遭美机普遍轰炸，尚且招架不住，自身难保，试问有何余力与必要去轰炸马尼拉？其属虚构，不问可知。
二十 后 记
中日两国本来是一衣带水邻邦，具有二千多年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特别是通过遣唐使时代汲取的中国文化，哺育和奠定了日本文明的基础，这是世所周知的事实。
遗憾的是十九世纪末迄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横行，野心勃勃，对亚洲邻国，特别对中国，不断伸其魔手，必欲吞之而后快，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爆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时间达八年之久。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万，损失无数万亿，终以钜大牺牲赢得抗战胜利，并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
我们年逾古希的这一代人都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当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重要关头，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抗战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也是其中之一人。回顾往事，当年我刚近而立，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仓卒从日返国，奔赴国难。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素非所习之艰巨任务，研译日本无线密电码，天相中国，幸在日本外交密电码上有所突破，作出一定贡献。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单独成就，当时在不同机关从事同样工作的人士如霍实子先生（已故）、杨肆先生（健在）、丁绪曾先生（已故）及其他，亦先后各有所建树，成绩斐然；后来我们还共事多年，同心协力，直至抗战胜利为止。
抗战期间，我们在破译日本密电码上成就巨大，硕果垒垒。抗战胜利后本应加以整理成书，传诸后世。无奈动乱频仍，无遑及此；新中国成立后，则更人物凋零，资料抄没散佚，镇反之时，苟且偷生之不遑，谁也无心及此。又以事属当年国家机密，是否可以发表，我们也顾虑重重，犹疑不决。近年来国家重视文史资料，鼓励徵集，并由各级政协组织主管其事。于是乎我们几个当年同事，幸存于世的遗老，遂各自向所在的政协组织写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其中如霍实子先生与李直峰先生合写的《国民党密电研究组与军技室的若干事》，全文一万五千言，较为详尽；我自己也给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写了三份文史资料，约近万言。但这些都属内部资料，非公开性质。
我很早就想以自己在日本密电研究上独自的经历为中心，描绘当年单枪匹马的突破全过程，另外加上后来在更大组织中群策群力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不仅有突出的事例，而且有原始材料为凭证的专著，并作为一部信史问世。无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原始凭证的资料，已荡然无存，上述心愿，只好付诸流水。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拟凭自己记忆所及为主，以旧日同仁所写资料为副，并参考一些日本文献，写成一本小册子，公诸于世。但是国家机密这个阴影，始终在我脑际萦回，以致迟迟未能动笔。
不料，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以李直峰先生署名的文章，宛如晴天霹雳，拨开云雾，打消了我的主要顾虑，而且还有两家日本报纸加以摘要转载，这件事终于公开化了，再无所谓保密问题。继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政协报刊登熊玲丽写的文章，内容之奇，叹为观止。李文基本属实，只是某些提法与他和霍实子先生合写的文史资料有矛盾失实之处，显系有人“乱来”，故意歪曲。而熊文则纯属伪造，子虚乌有。凡此均有澄清必要，否则谬说流传，还会有人效尤，泛滥成灾。况我与杨肆先生过年就是八十高龄，而李直峰先生早逾八旬，总之我们这三个遗老都已就木在迩，作为这一段历史的活的见证人，及时著文驳斥伪说，实属刻不容缓而又义不容辞。杨肆先生来函，表示亦有意于此。于是，我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下旬约四十天内信笔写来，不遑打稿，仓卒成文，推出这篇抗战回忆录，旨在为后世留下一页信史。故文中凡有引用国内外文献之处，必加注明出处，绝不剽窃，力求实事求是。
战后日本当政者尚能惩前毖后，励行和平、民主、法治，国家面貌为之一新；而又埋头建设，并成经济大国。而中日世世代代友好永不再战之思想更已深入人心，促进了中日友好新阶段的到来，尤属可喜。斯文之作，旨在回顾既往，放眼未来，提高警惕，汲取教训，绝无敌意存焉，固无庸赘言也。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