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与甲骨文同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同一系统的文字，而且是一份完整“文献”的代表。并且断言“陶片上有两个朱书文字，当读为‘易文’，早有学者指出“文”字与甲骨金文相同，而“昜”字也和甲骨金文的写法很相近”。罗先生以《说文》为起点引经据典，通过复杂的字形分析和晦涩的字义考察，考证出扁壶背面的朱书符号为“易”，认为：“‘易’本义为云开日现，引申为飞扬、发扬、成长的意思，当即阴阳之‘阳’的初文。”然后根据甲骨刻辞说“文”在晚商时期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金文也常见“文考”、“文祖”、“文武” 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

肯定了“文”在殷商时期的字义之后，罗先生结合扁壶残器周边涂朱砂一圈认为“颇似卜卦的界划，预示这是一篇完整的全辞”，并联系《尚书·尧典》开篇对帝尧的赞颂：若曰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结合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分布地域正在陶唐氏故地，，以说明扁壶朱书二字是对尧的功绩的记录和歌颂，即尧的最大功绩可以被概括为“明文”二字，而陶文“易文”亦即“明文”。 表明帝尧的盛德高光。

尽管罗先生引经据典费尽万千力气的要证明朱书符号是帝尧盛德高光的“文献”记录，但是陶寺扁壶背面上的符号与罗先生所列的其它字形相去较远，加上“阳”与“易”通假的勉强，还有用商周时期“文”字常用作帝王尊号来解释四千年前的陶寺文化。所以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没有引起任何共鸣。但毕竟是学界第一次对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的公开解读，从此很多学者都开始根据个人的理解，从自己的角度对扁壶朱书进行解读了。

2002年，为了应和李建民的文章，当年参加了发掘陶寺遗址的高炜先生发表了《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回忆了在遗址发现扁壶朱书的过程并对扁壶朱书进行了简单的辩读：“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像，做过考察的多位古文字学家尚无提出异议者。”但是对于扁壶背面的图形究竟是不是文字或是什么特殊意义的符号。专家就很难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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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 2002年）

200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时研究员冯时先生在《“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三期）中解释扁壶朱书符号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为“夏邑”。冯先生的根据第一个是从字形上来认定“邑”字，通过和金文的材料比较，金文有的“邑”字跟朱书扁壶上的“邑”写法几乎一样，所以认定为“邑”。第二点是从文献上找到了最早的“文邑”书证，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文邑”一词，刻有“文邑”的甲骨文，作者见到过两版，其中一版的“文邑”写得很清楚。认为这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书证。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把它们释成“文邑”《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2002年1月，后收入谢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620页）。从图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扁壶背面的朱书与冯时先生的“邑”的甲骨文是很难统一的，两个符号的过于牵强让释读变的苍白无力了。

2003年11月28日，何驽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一文，认为罗琨先生的文章对陶寺朱书文字“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然而，细察H3403扁壶背后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易’字仍有显著区别”，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也就是说何驽尽管肯定了罗琨释读的探讨是有益的，但是不同意罗琨对扁壶背面朱书的释读结论。那么何驽又是怎样释读的呢？

何驽认为“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沿着由甲骨文金文反推的轨迹去探索扁壶背面的那个“字”。”这里何驽释读的前提是甲骨文、金文、陶寺朱书符号是同一个文字体系，然后“查陶寺H3403扁壶背后这个字符形状与甲骨文最为形近的一个是“尧”字”。在这里笔者觉得何先生的考证方法有点蹊跷。扁壶正面的符号像甲骨文的“文”字，背面的符号像甲骨文的“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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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所以扁壶朱书符号就是“文尧”二字。由于四千年前陶寺文化的两个符号很像殷商晚期的甲骨文“文尧”，所以陶寺的朱书符号就应该也是“文尧”两字，进而还可以说陶寺朱书也是甲骨文了。这个推论有一点像“说一个老人长很像一个小孩，所以这位老人就一定是这个小孩的爷爷”一样，很难让人认可。

何驽先入为主，通过查阅甲骨文字形把扁壶背面的朱书符号定位为“尧”字，然后依照自己规定的范框对陶符进行了定向猜想：

《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以往我们总是不大理解陶唐氏以尧为号同字意“高”有什么内在联系。去年我们确定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据丁山先生“垒土为垚”的解释，再结合陶寺早期城址东墙Q4北段在桃沟大断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夯土墙结构是夯土版块“堆砌”而成来看，更符合“垦土为支”之意。我们明白“兀”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兀”，《说文》 “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源地貌，而陶寺城址恰恰坐落在塔儿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源上。那么“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何驽引用《说文》和段玉裁注解来说明尧是“高”的意思，陶唐氏是以尧为号的。当然这里肯定肯定还是沿用了历史文献来证明的，也可见何驽先生在这里是想用文献来印证考古的。即使这样也无法得出““兀”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夯土城墙”的结论，由于这个推论的突兀勉强和来历不明，则下边的分析就很是让人难以接受了，别说是确定了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遗址，就是包括后来发掘的陶寺中晚期的280万平方米的遗址，也不能得出““尧”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源上的城””。换言之在何驽眼里“尧”是一个象形字，是模拟了陶寺古城而由陶寺先民造出来的一个字符，事实上笔者以为是何驽先生自己造了一个“尧”字来证明陶寺遗址是帝尧古都的。把甲骨文的尧字和扁壶朱书背面的符号对比一下可知，两者之间的区别读者一看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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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陶寺朱书扁壶背面的符号，第二个是何驽先生自己模拟的一期 后下 32.16的甲骨文尧字，第三个是原来的一期 后下 32.16的甲骨文尧字（见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第304页），第四个是《六德》简7，第五个是《容成氏》简9，第六个是衡方碑。很明显，何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解读，把一期 后下 32.16的甲骨文尧字故意写成与扁壶背面的符号相似的符号的。）

何驽在此基础上将陶寺城址和同时期龙山时代的其它城址进行了比较，认为“唯有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真正坐落在黄土源上，而且城址面积最大，是其他同期城址所望尘莫及的。”所以“陶寺遗址老Ⅲ区的H3403位于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内，出土形近甲骨文“尧”字的朱书字符绝非偶然。再结合扁壶正面鼓腹部的“文”字来看，“文”字的隶定当无异议，字形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酷似。于是，陶寺H3403扁壶上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不过何驽对自己的结论还是保持了一种谨慎和小心：”假如“尧”的本意确是指“黄土高源上的大城””的话，两个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文尧”。可是这个“假如”与“可能”毕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假如”和“可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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