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模式或改革路径：第一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而进行的激进式改革，也叫“休克疗法”。第二种是指在原有政治制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的渐进式改革。 “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

中国的改革指导思路，就是渐进式的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国家控制能力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进行激进式改革的程度，根据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现实情况，设计出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渐进式”改革指导思路，很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已经走得很远，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保持了国家机器基本运作的正常化，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并且还保持了经济每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为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渐进式改革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模式”。

这种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几个最主要的特点：

1、渐进式改革利用现有组织资源,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每走一步，都是在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典型的步骤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改革的阻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也在社会上逐步培育起改革的意识，这种

政治策略非常高明。中国电信业的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历程,就是一个国家不断整合现有资源，逐步引入竞争机制，持续推进基本电信服务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历程：1994年7月，电子部联合铁道部、电力部以及广电部成立了中国联通，打破了原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初步引入了基本电信服务市场的竞争机制；随着国家电信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到了 1999年12月，全国电信市场已经拥有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７家运营商，初步形成了基本电信服务市场化分层竞争格局；再到2008年6月,国家再次对六大电信运营商重新洗牌，整合为电信集团、联通集团、移动集团三大电信巨头，形成了基本电信服务三足鼎立的市场化竞争格局。

2、渐进式改革属于增量改革，也叫“体制外”改革。其具体操作方式是，以市场化为导向，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例如中国移动集团陕西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8月成立之初，为优化人员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出台了一系列企业职工内部退休优惠政策，鼓励男50岁以上、女45岁以上职工自愿与企业签订内部退休协议，到2000年底，先后有三批共计260多人内部退休，而且一次比一次优惠力度大；还有，在用人制度改革上，从2000年1月起，陕西移动新招聘员工，非本科学历，原则上不得录进入省公司机关工作，各分公司非本科学历员工也不得调入省公司机关工作，已经在省公司机关工作的非本科学历员工不受影响。这些人事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新人新政策，旧人旧政策的增量改革特性。

3、渐进式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从局部到整体非均衡式推进。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先试点、再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以中国移动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为例：1997年10月虽然香港正在经受“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然而就在

这时，以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移动业务为主业的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原名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了，在当时整个电信业还是一家经营的背景下，中国移动的海外上市，是用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来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伟大尝试。随后，中国移动逐步扩大试点,一次比一次更大手笔地拨动了资本车轮。1998年中国移动（香港）收购江苏移动通信资产；1999年，收购河南等三省移动通信资产…… 到了 2004年，中国移动（香港）收购内蒙古等最后10省区移动通信资产,历时8年的整体上市计划至此画上圆满句号。实现整体上市后，中国移动成为首家在中国内地所有31个省份经营电信业务的海外上市电信企业, 意味着经过八年八次资本运作真正完成了从融资到融制的进程，稳健的成长性使其成为了“整体上市，分步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4、渐进式改革属于双轨制逐步过渡的改革，即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新体制作用不断加强，旧体制作用不断弱化的改革。中国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实施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战略、一个渐进的战略，或者说我们习惯上说的“双轨”的战略，是通过保存存量、转化存量来发展增量，从而使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例如目前的电信资费管理就带有明显的“双轨制改革”的烙印：一方面, 电信资费改革建立了较完善的电信资费市场化形成机制，在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电信业务的资费标准和资费结构由电信企业自主确定;另一方面, 电信资费改革建立了较为高效公平的电信资费监管机制,实行政府定价、上限标准等。经过近几年电信资费管理改革的不断推进，目前电信资费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电信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定价权。在政府定价和上限标准之下，电信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资费方案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实质上，政府主管部门把握了许降不许升的管理原则。从总体上看，我国电信资

费改革是由高资费标准、收费项目欠缺合理，朝着降低资费标准、收费项目趋于合理的市场化方向发展。

5、渐进式改革中存在强制中的诱致性。例如对于备受瞩目的移动通信“漫游费”，国家规定要进行收取，然而各大电信运营商的部分省市公司为取得竞争优势，有条件地优惠取消了“漫游费”，表现出了市场的诱致性；再例如：中国移动集团陕西有限责任公司在用人制度改革上:对各地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以上的人事上采取省公司直接任命制，发挥了组织管理稳定性强、简捷、高效的指令作用；而对于各地市分公司中层干部则采取竞聘制，回应了基层民主管理的需求, 吸收了市场竞争机制，表现出诱致性变迁的主要特征。

6、在渐进式改革中，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多元化与政治的集中化相分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二元结构逐步向市场经济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过渡，并最终形成了以国有经济成份为主导、多元化经济成份共存共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则是以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为核心，对现行体制不断优化和重置，逐步建立起了单一意识形态融合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和谐社会机制，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以中国电信业的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历程为例：从1994年7月 中国联通成立，打破“老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开始，到2008年6月 六大通信运营商整合为电信集团、联通集团、移动集团，中国电信业完成了整体上市，实现了国家垄断到国家控股的市场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然而，对于各大电信运营商从集团到各省公司、地市公司的“一把手”的人事，一直以来都是由上级主管机关任命，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党委书记兼任企业“老总”，这种政治上的集中化程度非常突出，与经济的市场化、多元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