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逐名利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在赠别武松时，宋江有一番嘱咐：“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拾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清史上留得了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作的大官。”[5]而在力荐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时，宋江情真意切地说：“??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它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光彩。”同样在得知朝廷派人招安的消息，宋江大喜：“我们的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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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7]
宋江的重义，不仅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宋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伴随
着大小几桩义举。他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的拥护宋江，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而是他们受到了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
他不无真诚的认为，他所做出种种安排，尽管使众兄弟受到一些委屈，甚至招来新的烦恼，但归根到底，总会为兄弟们带来好处。他的本意是要梁山好汉们有一个“正常”的归宿。然而正是宋江对国家的忠，对兄弟们的义，使其不能舍弃一方而独自发展。因此，向朝廷招安，完成招安事业，也就成了宋江完成忠义之举所表现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从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宋江的性格特点决定他的行动方式。因而，在《水浒传》招安中，宋江渴望重新得到朝廷重用，而这也是导致招安能够实现的最主要因素。宋江的性格特点对实现招安影响深远。
（三）梁山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是促成招安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部120回的大书，有两大部分组成。其主体的部分，即从开篇至大聚义，主要写各阶层人物不同的出身原因，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被“逼”上梁山，除暴安良，反抗朝廷的故事。形形色色的“逼”，性质不同的“逼”，反映了梁山好汉们不同的生活以及心理状况，而这也构成了招安中大多数的赞成派，成为义军内部因素中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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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的看，108将的“上山”现象，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上山”现象：部分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层的能人壮士或被贪官土豪逼上梁山、或揭竿而起的故事。其主要含：林冲、鲁智深；晁盖、吴用；解珍、解宝??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均具有较明确的反压迫、反掠夺性质，具有某种自知的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意识。他们的上山是与黑暗势力直接冲突的结果。他们的抗争带着鲜明的反暴政的色彩。这些人物的打击目标从没有产生过误差，而且从低到高，逐步升级，最后还打破了对宋徽宗的幻想。这一群人在晁盖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朝廷的斗争。晁盖死后，受江湖义气的影响，以及个人崇拜所累，反抗性，斗争性有所减弱，并且最终追随宋江接受招安。
第二类“上山”现象：部分在朝或在野的忠臣义士，被权奸逼至死地，英雄无路，无奈流落梁山的故事。以小吏宋江，贵族柴进，地主员外李应为代表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大环境是相当协调的。柴进有皇帝的丹书铁券护法，李应的家传武功与人品备受朝廷尊重，宋江虽是小吏，可“知县却与他最好”。他们之所以上山“落草”还想着招安，是其价值追求具有两难性质：一方面，他们想做“忠君”的典范，另一方面又追求“义友”的名声，即希望在朝廷上和江湖上都受到推重。这种两难的自我设想，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权奸们却不这么看。简言之，这种两难的价值取向，正是他们的人生遭际与人生悲剧的内在性格根源。于是，在生死关头，宋江、柴进们等人对朝廷的赤胆忠心，不得不大打折扣。为了眼下的生存和明日的发展，不得不“权居水泊，暂时避难，屈身以待，伺机在起”。于是先后流落梁山，成了与第一类好汉打击贪官、土豪、佞臣的同路人。而宋江则凭借着其特有的声誉，取代晁盖，成为梁山好汉共同拥戴的领袖。
上山后的宋江、柴进们，仍坚持其两难的价值取向，身在梁山，心在朝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晁盖的“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并打起了色彩模糊的“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此，均制约着梁山的目标，纲领，活动规律乃至最终的归宿。他们既是壮大义军的功臣，又是断送义军的罪人。他们在断送义军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因此他们之所以毁人又自毁的内在性格根源，正是其两难的人生价值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接受招安是其生命中所注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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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上山”现象：其他各种江湖上的好汉（如独霸一方的强梁，占山为王的草寇，四海为家的游民，卖艺为生的武侠，毁誉不一的梁上君子等等），由于一言难尽的必然因素或偶然因素的激发，又义无反顾地卷入梁山的故事。其中，李逵、石秀、李俊、孙二娘，最具有代表性。他们不具有哪怕朴素的抗暴意识，很少有人与压迫者、剥削者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大都为私情、私仇或其他私人缘由杀人放火才铤而走险“落草”梁山。他们都拥有一种高亢、明快、透明又盲目、盲从、盲动的江湖义气，他们的上山毕竟只是江湖义气激发的结果。他们可以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毅然行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而，由于受江湖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蒙昧性质的左右，他们又往往屈从于某个偶像，成为体现偶像意志的工具或牺牲品。宋江就是他们的偶像，因此，当被宋江的忠与义深深打动并深刻影响他们时，他们追随宋江投向了朝廷。
第四类“上山”现象：本与梁山为敌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名流被梁山所俘，所赚，又经宋江们百般劝诱，被迫滞留梁山。以徐宁、呼延灼、关胜、卢俊义为代表。这些人物一律身怀绝技且为人正派，是在朝或在野的铮铮忠臣良将。这些人物滞留梁山，不是什么“官逼民反”的结果，而是宋江们“统战”的结果。他们权居梁山，自然不意味着对朝廷的反叛，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自然成为宋江寻求招安、归顺朝廷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以上是对108个好汉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的描写，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从其中对好汉们的“上山”现象的大体梳理来进行归类。通过以上四类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第二类、第四类的阶级意识，出身阶层等方面，决定了招安是其回归正统社会，还原本来面目的最佳途径。因而，选择招安，即忠于朝廷是其思想的本质表现。第三类人群中，由于没有文化，阶级意识淡漠，偶像崇拜的因素，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受内部主要的意识流派的影响，而宋江、柴进们是主张招安的主流，是决策层。因此，第三类人壮大了促进招安的队伍。四类人群中最具有反抗性的是第一类人群，但当其他三类都赞成或不反对招安时，江湖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他们的行动，接受招安理所当然。
《水浒传》中的义军的内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同意招安才使得《水浒传》继续向前发展，才会有以后更精彩的描写。同样，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双方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而统治阶级招安策略的转变，是具有其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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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这也是水浒人物完成招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四）统治集团的政治收编是促成招安的主要外因
当梁山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好汉后，朝廷中主张以围剿的方式击败宋江们的势力占据了上风。于是，蔡京、高俅等人率领着军队开向了梁山，但是这些残忍而又愚蠢的家伙，并不了解怎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赵宋王朝的利益，而是一味主张征讨和使用阴谋诡计，这也就出现了梁山好汉们在宋江的带领下，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役，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挫败了官军的气焰，形成了一支使封建统治阶级感到惶恐的威胁力量。而在现实情况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内部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北方的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以此改变策略．鲁迅先生论道：“其中的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利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又为当时所称道了”。[8]可见，“救亡”是一方愿意招降，一方主动寻求招安的原因。对水浒英雄们实行政治收编，以此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或用来召集地主武装，或用来招安农民义军，以缓和他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宋江们的忠义以及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只反贪官、权奸而不反朝廷的做法满足了朝廷中力求政治收编的一些大臣的意愿。招安对宋江们而言，既是一种政治收编，又是一种工具的利用，用他们来定乱御侮，辅国安民，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征辽，平田虎、王庆，最后平方腊，这些战役都是用血淋淋的事实，刻画了封建王朝的险恶用心和招安的目的。封建的统治阶级转为招安的政治策略，是一次积极的策划。而宋江们用一种思想的规训和观念的培植，用自己认同的与膜拜的思想与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形成了空间的位移和身份的转变。这不仅仅是消灭了一支威胁力极强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同时也将其收编，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治阶级进行招安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服务于己，这也是《水浒传》中招安能够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对立面的双方开始对话，接触，在某段时期内双方的主流思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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