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所提出来的问题：“以人为本”是不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高指导思想？根据以上分析，只能说它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而不是最高指导原则，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它只是价值观原则而不是历史观原则，如果把它视作科学发展观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就不仅是价值观原则，而且首先是历史观原则，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引入人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泥潭。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理论突破点之一就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批判的关键就是扬弃了作为历史观原则的人本主义，建立了唯物史观，同时有分析地保留了作为价值观的人本主义。如果做一点咬文嚼字的推敲，“以人为本”是“以人为发展价值之本”，而不是“以人为发展之本”，发展之本是社会，是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而不是抽象的笼统的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把“以人为本”看作发展观或历史观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不合适的。这样，我们的讨论就返回到了1983年热烈争论的那个问题：如何对待人道主义（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否可以转换为人本主义历史观
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了20多年至今未达成共识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讨论“以人为本”问题而再度热起来。当时理论
界一致反对过去对人道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但在如何看待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观点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核心和归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人道主义，即保留了人道主义的合理成分，但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西方人道主义的内涵可区分为两个方面：它的伦理原则，即平等待人，是合理的；它的历史观，即以人的异化与异化的扬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了它的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才建立起来的，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它的伦理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并未明确作出这种区分，这就使两种相反的倾向得以出现：肯定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的，连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也肯定了；否定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的，连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也否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前一种倾向的代表，后一种倾向在前苏联和中国都出现过。1983年中国理论界提出的把人道主义区分为历史观与伦理原则的观点是人道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突破，有利于纠正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偏向，但这种观点并未在中国理论界取得共识，仍有一些论者反对这种观点。近年来人们逐渐用“价值观”这一概念取代了“伦理原则”，我认为这不仅是名词上
的改变，而且是理论上的一次进展，因为“价值观”比“伦理原则”具有更高层次的位置，具有更大的概括性，问题也更清楚了，变成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问题。 正如前面曾经谈到过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可能有三种，即并立，各不相属；历史观高于价值观，价值观从属于历史观；价值观高于历史观，历史观从属于价值观。传统的人道主义和后来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主张第三种关系，马克思主义主张第二种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反对的是神本主义或君本主义，主张人人平等，张扬人的独立、尊严和自我价值，这显然是一种价值观。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把这种价值观提升为历史观，以人的状况或人性的状况的变化来说明历史的发展。例如卢梭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性（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丧失和恢复的历史，并以此来论证民主革命的合理性；费尔巴哈则认为历史是人的理性的迷误（有神的宗教）和这种迷误的扬弃（无神的人的宗教）的历史；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违反人性的，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性，也是把人道主义看成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历史观（人的本质是劳动，历史是劳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但由于他真正找到了人的本质，而没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平等、理性等抽象的
东西，并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的社会实践，最终摆脱了人道主义历史观，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忘记人，只是他们除了坚持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而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首先解放，强调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主要价值取向，即价值目标。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处于最高指导层次的是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有规律的发展的思想，然后就是与之相适应的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同时也要顾及全人类的利益。这种以人为本价值观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价值观，价值观从属于历史观，如果使历史观从属于价值观，或者说，把价值观提升为历史观，提升为社会发展的最高指导原则，那就又回到100多年前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老路上去了。■
（责任编辑/肖莉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