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族融合与对汉文化的吸收

元代虽然实行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很多方面也限制汉人，但元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后毕竟还是推行汉制，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政权。无论如何，元朝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蒙古族诗人完泽在《和西湖竹枝词》写到：

堤边三月柳阴阴，湖上春光似海深。游人来往多如蚁，半是南音半北音。②

真实展现了当时杭州西湖游人众多，南北人民来往频繁的状况，这其实正是元代社会各族融合的一个缩影。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此诗为作者和汉族诗人杨维桢之作，也就是说不仅诗歌内容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而诗作创作动机本身也是和汉族文人的一种文化交流。阿鲁温氏的掌机沙和蒙古族燕不花分别也各有一首应杨维桢《西湖竹枝词》的同名和诗，可见少数民族诗人为酬唱赠答汉族诗人所作诗歌并不在少数，如马祖常的《送袁伯长归浙东》便是为元代诗人袁桷送行而作，而其与袁桷是经常互相唱和的。其他这类诗作还有唐兀氏的余阙的《别樊时中》，遒贤的《送太尉掾潘奉先之和林》，唐兀氏的斡玉伦徒的《题西湖亭子寄徐复初检校》，昂吉的《乐府二章送吴景良》，蒙古族聂镛的《律诗二首寄怀玉山》等等，他们在这些诗中或表达了关心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或鼓励友人建功立业，或坦露对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但无论如何，却都毫无疑问的展现了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族文人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上的沟通学习，这也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统一。

在统治期间，历代皇帝也注意从被征服民族中选拔各种有用人才。如上文中多次提到的元代开国重臣耶律楚材便是契丹贵族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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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任时曽召集名儒在东宫宣讲经义，又于燕京设编修所，于平

阳置经籍所，倡导学习汉族文化，大胆任用汉族知识分子等，对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诗中也表现了鼓励学习汉儒文化的倾向：“吾儒六艺闻吾书，男儿可废射御乎？”（《扈从羽猎》）即使是符合少数民族的骑射也被耶律楚材冠以儒家六艺的的必学科目加以推广，可见他本人对于汉文化是何等推崇。元朝统治者对于汉文化的借鉴吸收，自上而下地影响了少数民族诗人。而他们对于汉文化的接受仅从文中所列如此多样的诗歌均为汉语写成就可见一斑了。

中华民族的汉文化博大精深，不仅仅就儒家文化一个层面。佛教与道家文化也分别多多少少渗透进少数民族诗人的骨血并浇灌了他们诗歌的园地。元代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都与僧人或道士有往来，往来必有互相酬唱之作。现今仍有不少诗篇流传下来，如畏兀儿族的高克恭是元代诗人兼著名画家其有《赠英上人》描述了某位名为“英”的僧人的出家闲适生活，其诗如下：

为爱吟诗懒坐禅，五湖归买钓鱼船。 他时如觅云踪迹，不是梅边即水边。①

寥寥数语，这位僧人儒雅恬淡的飘逸风神即跃然纸上，作者的欣羡之情也溢于言表。其余还有蒙古族月鲁不花的《次韵答见心上人》（二首）、《赠见心禅师并序》，萨都剌的《赠答来复上人》（四首）、，

马昂夫的《送僧》色目人流兼善的《游虎丘和柳道传》等。还有一类是借写游览佛寺表现自己对佛教的皈依，龟兹人盛熙明善诵佛经，写有《游补陀洛迦山》。斡玉伦徒的《游山谷寺》也是通过写佛寺表现佛教思想。

佛教主张清心寡欲，道家追求隐居成仙，虽侧重不同，但均追求隐逸情趣，这种思想随着元代中后期社会危机的加重越来越明显。契丹族诗人张孔孙在其《岳阳楼》诗中一句“城上元龙百尺楼，楼前范蠡五湖舟”已现身居魏阙，心在江湖的归隐之意。而如蒙古族买闾的《题叶隐居<雪蓬>》，女真族诗人完颜东皋的《苏山》，唐兀氏的琥璐珣的《罗琴山》则表现出了更明显的遁世慕道情结，而蒙古族童童的《题王子晋》和回回族吴惟善的《小游仙》则已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家游仙诗了。

细察之，不难发现这些少数民族诗人不仅以汉文作诗，其诗歌体裁也借鉴了汉族诗歌的各种形式，律诗、绝句以及歌行乐府均见诸篇章。在创作手法上少数民族诗人也对汉族诗歌多有借鉴，其中最鲜明的便是对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的引用，色目人康里百花的《题夏禹玉<烟江叠嶂图>》虽只是一篇题画诗，在其中却引用了古代传说与诗文，如最后一句“只恐通仙忽飞去，惊绝当年痴虎头”是引用了晋代画家顾恺之的一个故事，《晋书·顾恺之传》记载：“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给云：‘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②作者此

处借这个趣事说恐怕《烟江叠嶂图》因画的太好而如顾恺之画一般通仙飞走，其实是赞美此画的技艺高超。诗中还结合一些诗文，如“衰草微连鹦鹉洲”来自于崔颢《黄鹤楼》诗中“芳草萋萋鹦鹉洲”一句，而“落木黯惨哀猿声”则是借鉴了杜甫《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和“无边落木萧萧下”两句，等等。张雄飞的《碧鸡山》和《岳阳楼》，贯云石《题岳阳楼》等诗中均结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可见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对于汉族文化的熟悉运用程度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在这些诗人中引用古代传说典故较多且十分成功的首推蒙古族诗人泰不华了。请见其诗《送刘提举还江南》：

帝城三月花乱开，落花流水似天台。人间风日不可住，刘郎去后应重来。③

最后一句引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刘晨、阮肇遇仙女过七世之事；还用了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典故，刘禹锡因支持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失败，被贬江州司马。十年后回长安，因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郎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而得罪权贵再次被贬，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句。十四年后重返帝都，刘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诗中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自己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泰不华借用这两个典故，一方面暗喻江南不如帝都，希望早日归来，另一方面鼓励刘提举不要畏惧暂时的挫折，日后定会被赦免回京。[9]一句简短的诗句却通过用典包含了作者深沉复杂的情感寄托，这也一向是用典的妙处，而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