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政权，比较规范的是州郡县三级制。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论述，则出现得比较早，如萨师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1945年第9期)、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6本)等。此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以及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都有专门的研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具有军事化的特点：州刺史、郡太守多带将军号以治民又领兵。同时又出现了以军将为都督，督一郡、数郡，或一州、数州，往往又兼府所之刺史或郡太守，治军又领民的现象。研究这一方面的文章有陈琳国《魏晋南朝时期都督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姚念慈《两晋都督制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鹤泉《孙吴军镇都督论略》(《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等。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官制的研究有不断细化的趋向。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认为，官品是表示官职所需才能的品位，资品是在官品基础上显示的官才(《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同类的文章，还有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张旭华《萧梁官品、班品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阎步克在2000年发表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章，如《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南北朝的散官发展和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等，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朝班、官品、位阶和西省、东省散官的仕途状况，使魏晋南北朝官制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监察制度是君主对臣下的监督和考察。黄惠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从监察官的职位来看可分三类：一是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及其官吏(御史中丞、尉)。二是兼职官吏(散骑诸官、司隶校尉、尚书左职官员)。三是君主直接任命的监察官吏(校事、典签、候官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2页)。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陈琳国《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邱永明《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得失》(《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徐斌《南北朝监察概论》(《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和朱朴《论三国时期的校事制度》(《福建论坛》1988年第5期)、高敏《曹魏与孙吴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章义和《孙吴校事与吕壹事件》(《许昌师专学报》 1996年第1期)、周兆望《南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茂明《试论南朝的典签》(《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考课属于对官吏管理的重要制度，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文强《魏晋北朝考课制度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杨钰侠《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杨普罗《关于魏晋考课制度研究的两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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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关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取得不少成果。50年代唐长孺撰写《九品中正制试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的时间在曹丕代汉前，州郡设有大小中正，负责评定人物以备政府选官之用。中正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行状，三是品。二品是上品与下品的分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巩固门阀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胡宝国进一步指出，九品中正制保证的是当时高官显宦的世袭特权，在势族向世族转化中起重要作用(《魏西晋时代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认为，门第高卑决定起家官品的高下，上品与下品是分属于清流与浊流的两大任官体系(《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中正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汪征鲁指出，中正定品只是魏晋选官制度的内容之一，乡论清议、高门达官的意志仍然在选举中起着重要作用(《略论“九品中正制”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弥补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过多注意九品中正制的不足。他认为，察举虽然比世卿世录、任子制优越，但人格化色彩浓厚，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是其终被科举制取代的原因。张兆凯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的门荫入仕制度，认为这种靠祖辈功绩入仕的制度的最主要内容是“计资入仕”，它对门阀制度的强化和延续起着很大作用(《汉唐门荫制度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张兴成《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是研究这一时期宗室仕进制度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军事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机构和官员，二是军队的来源和性质。魏晋南朝的中央军也称“台军”。其中屯戍京师的部分称禁军或中军，屯驻外镇的称方镇兵或外军。曹魏时中军的最高长官是中领军，西晋改称中军将军或北军中侯。护军将军为中军的副长官。东晋南朝禁军的领导体制基本沿袭魏晋格局，变化很少。外军的长官是各方镇的“都督诸军事”，因此外军的存在及其变化，与都督制的存在及其变化密不可分。州郡兵是地方军。魏晋南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征兵制、募兵制、谪兵制外，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世兵制。世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兵民分离和兵家子弟世代为兵。最早系统论述魏晋南朝兵制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魏晋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6本)、《魏晋的中军》(《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7本)两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情况。以后学者的成果都是在何文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有关论述中军的文章，主要有陈勇《刘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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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皇权与禁卫军》(《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泽咸《晋朝军制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焯《汉代的北军与曹魏的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金龙《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等。关于外军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在有关都督的部分已引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对于州郡兵，唐长孺有专文进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曹魏时期的地区皆有州兵，置兵的郡不多，但也存在。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州郡兵一度被废止。东晋南朝时期的都督设置的制度化，出现了外军地方化并与州郡兵合流的趋势(《魏晋州郡兵的设置与废罢》，《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41—150页)。相关的论文有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等。讨论世兵制的文章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克尧《关于曹魏士家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玉屏《曹魏西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周士龙《南朝时期兵户制度衰落的原因试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此外，论述军事制度其他方面问题的文章有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耿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制度的系统著作，除前述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外，还有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高华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7、8两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对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黎虎对魏晋南北朝的外交制度做了系统的研究，除有专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外，还先后发表《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等文。

四 民族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激荡的时期。内迁各族和沿边各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或在中原建立政权，或居边地进行割据，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为隋唐盛世到来准备了条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这一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精力，不断地取得进展，使之成为学术成果最为繁富的领域之一。

综合探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著述，成就较大的是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和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黄著理论色彩浓厚，白著注重对史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黄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由此上溯，可以弄清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脉络。属于综合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佩瑾《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作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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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国西晋的和平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和南北朝时期大融合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两种矛盾，并呈现出同化中有融合的历史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观初探》(《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两文观点类似，都认为这一时期各族统治者在政权巩固之后，往往以华夏正统自诩，普遍存在着大一统思想。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主要有王伊同《五胡通考》、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部分，各书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匈奴原居蒙古草原，后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后南迁，曹魏时期已深入到汾河流域。对此，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等书皆有专考。羯人入塞前属匈奴别部。关于其族源众说不一，白翠琴将之概括为六说。唐长孺从羯人相貌特征、葬俗、宗教信仰、姓氏等方面论证，羯人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杂胡(《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4页)。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研究这一时期氐、羌的权威著作是马长寿《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等。关于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后居有匈奴故地，建立过统一的檀石槐汗国。再后分裂成三部：东部为段部、宇文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慕容部东进吞并段部，打散宇文部，尽有辽东之地。拓跋部是鲜卑族地处最东北的一支，故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族早期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迁徙，最后到达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此外，属于西部鲜卑的还有后来在河西地区建立政权的秃发氏、乞伏氏。控制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则是慕容部西迁的一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是系统论述乌桓与鲜卑起源和变迁的著作。与此有关的论文是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王俊杰《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不是一个民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陈仲安《乞伏出于高车补正》(《文史》第25辑，1986年)、林干《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鲜卑事迹钩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等。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里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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