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

97、宗教对话的意义

宗教的功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即具有积极的正功能，又具有消极的负功能，宗教的这样一种两重性，可以成为文明冲突和地区战争的重要动因，也可以成为维系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宗教对话的意义正是在于竭力把宗教变成爱和合作而不是憎恨和暴力的资源，把宗教变成维系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把它变成酿造文明冲突和地区战争的重要动因。

98、宗教对话的三种模式：排他主义、兼容主义、多元主义

宗教对话的模式问题，也就是处理诸宗教之间的关系的方式问题。 （1）排他主义：即把自己所属的宗教宣布为唯一的“真宗教”，而把所有别的宗教统统宣布为“伪宗教”或者是仅仅具有“暂时性价值”的宗教，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托勒密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宗教置换，即以自己所属的宗教来置换别的宗教。代表人物是卡尔·巴特，他持“四个唯独”的观点，即唯独依靠恩典、唯独依靠信仰、唯独依靠基督、唯独依靠《圣经》。排他主义虽然捍卫了基督宗教的纯洁性，但却难免和其普世主义及上帝普遍存在的理念相抵触。

（2）兼容主义：兼容主义就是为破除本己宗教的优越感，缓解排他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进一步推进宗教对话而设计出来的，肯认其他宗教的启示功能和救赎功能。代表人物是卡尔·拉纳，他把眼光转向“非基督宗教”，宣布诸宗教都可以成为拯救的道路，其他宗教徒都是“匿名基督徒”。与排他主义强调本己宗教的优越性不同，兼容主义强调的是同其他宗教的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却是以本己宗教为参照系和标准的，依然是一种宗教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可能阻碍宗教对话。

（3）多元主义：尼特是多元主义的代表，他曾将当今世界世界诸宗教和宗教思想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模式概括为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即用“唯一的真宗教”来概括置换模式，用”唯一宗教成全多种宗教”来概括成全模式，用”要求诸多真宗教来对话”来概括互益模式，用”许多真宗教：就那样吧”来概括接受模式。

99、希克的多元主义假说（乌托邦性质）

约翰·希克宣布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耶稣基督中心论的彻底破除，对“四个唯独”论的彻底破除，要求从基督教中心或耶稣中心转向上帝中心。希克的这样一种多元主义，不仅有其历史的依据，而且还有其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依据，即神圣的本质是一，宗教的现象是多，诸宗教无非是唯一实在者的多种文化表达而已。这是因为世界诸宗教是一种一对多的关系，所以不仅宗教研究专家之间能够进行有组织的对话，而且诸宗教信徒之间也“盛行一种隐式的宗教多元主义”，从而能够和平共处。

希克多元主义假说的根本缺失就在于它混淆了哲学理论和宗教信仰，脱离了宗教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抽象性、非历史性和超历史性，因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首先，希克对人类所经验倒的实体和实体本身的严格划界，具有明显的人为性质；其次，把诸宗教放到同一个实在层面的做法，把西方世界的东西强加给东方世界，是一种变相的或潜在的“帝国主义”。

100、作为通向世界和平之路的宗教对话 宗教信仰层面的直接对话之所以难以开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诸宗教语言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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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不可通约性”或“不可译性”。要想使宗教对话成为可能，必须把这种不可通约性理解成相对的。从宗教世界同世俗世界的关联中去尝试对话，到世俗世界中和世俗实践活动中去尝试对话。

暴力冲突、地区战争和世界和平是当代人类遭遇的一个重要问题，宗教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就是在推动世界和平方面的竞争。不懈地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是诸宗教通过宗教对话和宗教合作努力实现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第三节 宗教对话的层次性、基本中介和现实途径

101、宗教对话的层次性与平面化

在当前的宗教对话的讨论中有一种忽视宗教对话的层次性从而把宗教对话平面化的倾向。宗教对话有不同的层次，并由宗教结构的层次性所决定，排他主义代表巴特从信仰的层面来理解宗教对话，而多元主义代表希克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宗教对话。

希克的多元主义的弊端在于混淆了宗教的信仰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对话，把宗教对话还原为文化层面，甚至是世俗层面的对话，从而使宗教对话平面化。他的宗教对话之所以陷入乌托邦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忽视了宗教信仰对于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的重要性，用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的第二位因素动置换掉了宗教的这一首要因素。他的“世界诸宗教的救赎功能和伦理功能具有同等有效性”的假说显然具有强烈的主观因素。

另外，排他主义和兼容主义也有类似的错误，他们的根本缺陷在于，未能超出宗教信仰层面去进一步思考宗教对话，未能从文化层面，从改善全人类的生存处境的共同实践活动层面去思考宗教对话，从而把宗教对话理解成了宗教竞争和宗教兼并。

102、宗教对话的不可能性、可能性和基本中介

所谓宗教对话的不可能性是指宗教信仰层面的直接对话的不可能性，其根源于宗教信仰的本质规定性，即绝对排他性。

宗教信仰层面的直接对话虽然不可能，但并不排除通过某些中介进行宗教信仰之间的间接对话的可能性。这就是宗教对话的可能性。

宗教对话的中介有两种，一是文化中介，二是个人生存体验中介。文化中介指的是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以文化为中介，它所关涉的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宗教或宗教信仰之间的间接对话。包括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个人生存体验中介所关涉的是个体的宗教皈依问题，个人生存体验作为皈依的原初动因，引导人超越“伦理的人”，从而建立起他与神圣者的面对面的关系，成为一个真正的“宗教的人”。

103、宗教对话的现实途径：从文化对话到宗教信仰层面的对话

宗教对话的现实途径我们可以作先验的论证，也可以作后验的论证。所谓先验的论证，是指由宗教对话的“普遍中介”说推证出宗教对话的“现实途径”，即宗教对话一般遵循的道路和模式是从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进展到宗教信仰层面的对话。至于宗教对话现实途径的后验论证，以“中国礼仪之争”说明。

“中国礼仪之争”是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宗教之间的对话事件，时间长达340多年，涉及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基督宗教传教团体。多明我会采取“适应”策略的对话策略，把“三位一体”解释为“三父之论”。这样一种解释为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教义提供了可能。这告诉我们不积极地开展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而只消极地偏执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和对立，是不会给宗教对话带来任何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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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由此看来，从宗教文化层面入手开展宗教对话，逐步达到宗教信仰层面的间接对话，是宗教对话唯一可行的对话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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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宗教与社会主义篇

第十二章 宗教的长期存在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04、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的特殊属性，指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群众性。

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的特殊原则，指的主要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独立自主办教的原则。

第一节 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与宗教的群众性

105、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与“肤浅的狭隘的文化主义”

宗教是否长期存在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一个唯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工作才面临到的问题。

自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宗教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统治者和执政者宣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既然他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则势必要与世界诸宗教的世界观发生分歧，势必不能像历史上的统治者那样去直接利用宗教为自己服务。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主张消灭所有宗教的根本原因。

列宁曾将这种仅仅从意识形态或文化立场上看待宗教，并因此而主张“打倒宗教”或“消灭宗教”的做法称作“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我们必须达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深刻地理解宗教得以存在的长期性。

社会主义国家90多年的历史证明，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违背宗教的这一发展规律，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除此之外别无积极影响。

宗教不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也将长期存在，甚至即使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后，也可能继续存在。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看，宗教的消亡与阶级和阶级压迫并无直接的关系，影响宗教消亡与否的关键是认识根源。而根据认识的规律，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全部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难以消灭，决定了宗教必将长期存在的事实。

106、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又一本质属性：群众性

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群众性，从其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量的规定：从宗教人口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信众呈上升趋势；从“社会影响”方面来说，宗教的社会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

质的规定：首先体现为宗教持续的历史创造性，即宗教推动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重大的社会功能。其次表现为宗教与世俗社会多方面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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