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会觉得这是80年前的法令法规，除个别措词外，你会感到十分亲切：这全是我们当前正在解决和应该解决的事情。苏区优抚军烈属、退伍伤残军人，都有一套法规，有章可循。

方志敏领导下的苏区，是个法制社会。各项法律法规门类齐全，包括了苏维埃政府组织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多种类型。尤其是《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不仅在颁布的时间上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早了近三年，而且在体例上更科学，内容上更丰实。对某些犯罪的规定，如刘．妨害司法罪、妨害卫生罪、强迫妇女卖淫罪的规定比1979年刑法的规定还详细，达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

为了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闽浙赣省苏政府建立司法机构，司法制度。在省、县、区增设了裁判部。各级裁判部内设有部长、副部长及裁判员，并分别组织民事和刑事法庭，必要时组织巡回法庭。省、县两级还建立了劳动感化院(监狱)，作为县以上裁判部的一个附属机关。每个县还设立了看守所。同时建立了检察制度、群众监督制度和比较完备的法律实施手续。在省、县裁判部内设有检察员若干人，负责管理刑事案件的预审，起诉事宜。在省苏维埃设立了工农检查部，负责监督一切机关、企业遵守法令的情况。如发现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分子，可组织群众法庭，以审理不涉及犯法行为的案件，对查出的严重违法的人事移交司法机关审理。在法律实施手续方面，规定：“无论传讯当事人或见证人，一定要传票。逮捕犯人，一定要有拘票。搜查某当事人的房屋或其它地方，一定要有搜查票和搜查记录”o“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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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员预审民事或刑事案件要有预审记录，在预审记录上，一定要被押人签名盖章”。“政治保卫局没有控诉书移到裁判部来的犯人，不应该接受”。“裁判部接到案件后，最多在3个月期间内解决”，“每一案件的判决，一定要有判决书”“并要将判决书送上级裁判部审查批准，然后执行”。“对处死刑的犯人，必须出布告；比较重大的案件，要将布告散发到各区乡张贴”。

五、苏区银行的纸币可足额兑换银元并首发红色股票， 赣东北苏区初创时，敌人实施经济封锁，根据地的土特产出不去，外面的物资进不来，军队供给、群众生活大受影响。

方志敏成立红色贸易处，保护贸易自由，允许私人开店，允许外来经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苏区经济很快就搞活了。根据地的大米、木头、毛竹、茶叶、纸张卖到白区，外面的布匹、食盐、煤油、药材等物资换进来。市场繁荣了，但货币使用又遇上难题。当时，市场上用的是铜元、银元和少量的银毫子，红军发饷也是发银元，发金戒子，发衣服。同时，国民党四大银行和各地商会、私人银行的票币充塞其间，造成通货膨胀，金融流通领域十分紊乱。这样苏区银行的建立，便势在必行。1930年7月，“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挂牌营业，后改称“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至1931年11月改建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各县有兑换所，闽北有分行。明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纸币，管理金银，支持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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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1933年1月至1934年春一年多时间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处于稳定繁荣阶段。

苏区银行印制发行纸币，始于1931年5月，由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首印，并规定：“严禁私人银行的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市场上，除将敌币用到敌区外，当银元、铜板在市场上流通逐渐减少之后，苏区银行的纸币便成为根据地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初版印刷的苏区纸币有一元、伍角、二角、一角四种，还同时印制了面值五十元和一百元两种兑换券。中央特派员汪辰同志在1931年11月20日《关于赣东北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内地(苏区)已发行纸币一角、二角、一元、伍元(实际上是伍角)、五十元、百元……，在内地一角、二角、一元、伍元(实际上是伍角)的钞票非常流行，因无铜板现洋流通。”陈显东老人回忆：“发行时先印小的，后来才印大的。”

当时发行纸币是有控制的，事先由财政部根据需要而计划规定印钞数目，再上报方志敏主席，经同意后才能印制。整个闽浙赣时期，共发行一元券红票70万张，一角券80万张，铜元拾枚钞票20多万张，总计钞票面额在100万元左右。

苏区纸币信誉度很高。白区商人在苏区用苏区纸币交易，要回去进货了，可持苏区纸币到苏区银行足额兑换所需银元，且手续简便，一点也不为难，很受欢迎。

苏区也自己铸造银元。据当时在闽北分区造币厂工作过的黄观佑老人回忆：“1932年在崇安县大南坑成立铸造银圆机关，到民国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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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就正式开始造大银洋(银圆)。我们省委造的有大人头、小人头、红洋(苏区通用)、龙番等四种，每月能制造出四千多圆以上”。 更为奇特的是，由于闽北根据地的斗争坚持到全国解放。闽浙赣苏区银行闽北分行发行的货币也同时在根据流通，直到到新中国成立。 闽浙赣苏区这么大一个摊子，自然需要用钱。主要来源是土地税。规定用累进税来计算：“五担谷免税，五担至十石起每石收税谷六升，农民全年收获量从十石起，每十石一增加，土地税即二升一 累进”。“1933年土地税征收十一万余担。土地税成为当时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此外群众的需用品一般的要征 5％的税。

税收不够，就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保证了苏区人民和苏区革命的粮食需要。政府提出口号是：“发展生产 、支援战争，一切为了前线!” “多打粮食，保卫土地革命成果!”通过一些列措施，赣东北农业逐年增产15％一20％，群众、士兵不但不饿肚子，还自给有余。同时，苏区工厂的产品，除了军用外，都有商店收购，销售盈利上交苏区财政。

除此之外，“苏维埃政府还倡导机关工作人员、人民群众节约捐款。各级党团机关，应极力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节省灯油、文具用途，机关同志在工作之余从事生产工作。如砍柴、种菜，一并捐助战费”。每人每日从伙食费内．节约大洋一分或两个铜板，节约收入和苏区三大团体：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和工会的每月会费，各系统省级单位汇总后，统一上交财政部。

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的红利，也上交国库。“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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