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此书分韵76部，计平、上、去各22部，入声10部。但未在每一韵下注出声类。其韵部情况与《古今韵会举要》接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方官话(读书音而非“说话音”)的实际情况。在文字义训方面,则沿袭《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内容。由于保存了入声韵，许多研究者认为它掺杂了南方方音，与编者标榜的“一以中原雅音为定”不尽相合。由于此书既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雅音”，又与读书人习用的传统“诗韵”完全不合，故不受明代学术界重视。但戏曲界以其与南曲演出的声韵较为合拍，故奉为南曲韵书圭臬。明清南北曲用韵有“南从洪武 (《洪武正韵》)，北问中原(《中原音韵》)”之说。 22、《韵略易通》作者兰茂，此书成书于明正统七年（1442），是继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后又一部重要的音韵学著作，该书的结构体系打破了传统韵书以四声分部以韵为纲领的模式，开创性地按照《早梅诗》二十声母的次序统辖同音小韵，并以先举声韵后别四声的体例编排，审音细致、脉络详明，非常接近现代通用的同音字表。而且他所归纳出的语音系统着意于当时的真实语音，不拘泥于古韵书的樊篱，为今人研究近古官话的演进提供了宝贵的语音材料。同时由于该书侧重于“寻常方俗之语、日用事物之名”，收字和释义的着眼点亦不同于以往韵书、字书的专为读经服务，因而对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3、《元韵谱》，明末内丘乔中和撰。《元韵谱》是一部韵书，一部等韵化的韵书，其编撰不受传统韵书的影响，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语音感觉，归纳出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声韵调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活生生的语音材料，为我们研究明代语音提供了语音方面的支持。《元韵谱》的语音基础是河北内丘话，这对于研究现代河北内丘话的流变以及河北方言史的研究都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对于方言学、汉语史、韵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24、《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作于元后至元二年(1336)，作者刘鉴。《切韵指南》既然是为人们阅读经史而作，便于时人检索就是一项基本要求。但是，当时的实际语音，已经与作者心目中的经史正音大不相同，要便于时人检索，不能不指出当时的实际语音跟经史正音的对应关系。这就需要在韵图之外加上各种说明，这些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切韵指南》在汉语语音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 25、《青郊杂著》，作者桑绍良，此书的语音系统为北方官话音系，有声母二十，用一首《圣世诗》为代表字，有十八个韵部，四十六个韵母，六个声调。桑绍良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四科”，“四科者，音有四等：重，次重，轻，次轻是也”，“四科”就是后来的“四呼”，重科相当于合口呼，次重科相当于撮口呼，轻科相当于开口呼，极轻科相当于齐齿呼。桑绍良在朴隐子、潘耒之前，于16世纪下半期就能明确划分四呼，这是值得一书的。 26、《交泰韵》，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作者吕坤，河南宁陵人，明末思想家。“全书虽不具，而无一体不括凡例中，无一字出于总目外。观者持此以衡诸家，而心目自豁然矣。韵名‘交泰’，以上下相呼应也”（自序），所谓“上下相呼应”，这是他改良旧反切的理论基础，从他对切上字的改动，可以看出浊声母字已消失，知照已合流，实际声母只有十九类。《交泰韵》反映了当时中州地方的实际口音，此书在明末清初影响很大，方以智的《切韵声源》、林本裕的《声位》等都肯定《交泰韵》的“废门法”，清初朴隐子作《反切定谱》更得益于此书。 27、《字学元元》也是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卷，作者袁子让。此书仿《四声等子》而兼取《切韵指掌图》之法，作“古四声等子二十四摄”韵图一。袁子让将此书命名为“字学”，因其中不但是论等韵，也讨论“六书”（卷七），之所以叫“元元”，是作者认为“天有元声（指韵），地有元音（指声）”，以往的韵图多音声不正，他要“扶其元”，“溯其元” ，“清其元”，“是集调‘元’也”。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此书不只有等韵图表，还有大量分析音理、议论诸家得失的文字，资料相当丰富，是近代语音史上一部重要韵书 。 28、《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罗马字注音供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用的音韵学著作，作者为法国天主教

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耳目资》最后定稿于1625年。金尼阁编著《耳目资》不仅得到中国学者的直接帮助，也吸引了利玛窦等人的研究成果，《耳目资》集中体现了明末西洋传教士研究汉语音韵的光辉成就，是中西两种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是总论，第二编《列音韵谱》是从拼音查汉字，第三编《列边正谱》是从汉字查拼音。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25个字母（ 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 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就可以拼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西儒耳目资》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首次运用“西字”标注汉语音节，并进行音素分析，他的音素分析法对旧等韵无疑是有力的冲击。这种比“反切”简单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极大的注意和兴趣。有的学者还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但金尼阁本人并不赞成，对汉语的特点有深刻的认识。 29、《焦氏笔乘》明代笔记，明焦竑撰。焦竑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学问，他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使小学从一般儒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取得了较快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在《焦氏笔乘》中有许多关于古代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古今文字形音义辨正的内容，散见其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关于古代典籍真伪的考辨。其二，关于传注与注疏的形成与评价。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传注发展的过程，不受经学种种迷信的束缚。其三，关于六书焦竑重视文字学的理论建设。其四，关于《诗经》的研究焦竑论《诗》的笔记有十多节，他在《诗经》研究中最大的发现是证明“古诗无叶音”，焦竑研究诗经所用的，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献语言，加以分类、引证，从中探寻古代语言文字的规律性，根据这种规律订正古书的讹误和后人研究中的错失，正是后来清代学者大量采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考据方法。开创了清儒考据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焦竑在《焦氏笔乘》中用很大篇幅记载了他搜集的各种药方。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到《焦氏笔乘》在经学、史学、文学、医学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0、《丹铅总录》成书于明隆慶（1572），二十七卷，杨慎（１４８８一１４５９）撰。为作者考辨群书异同之笔记汇编。杨镇博通群籍，善于校勘、考辨诸书异同，所著皆以“丹铅”为名，大都为其遣戍云南期间所著。分天文、地理、时序、花木、鸟兽、宫室、冠服、珍宝、音律、物用、人事、人品、史籍、订讹、字学、雷爵、博物、礼乐、卦名、饮食、干支、数目、怪异、身体、诗话、琐语等二十六类，每类又分若士细目，广引经、史、子、集各类书籍记载进行考证，证其源流、辨其异同、正误，阐发己意。于经传注重古韵古训，主张信信、疑疑。反对空谈。对后世学者影响甚深远。 31、《毛诗古音考》作者陈第，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明代著名古音学家。此书成书于１６０６年，它的问世，宣告了“叶音”说被彻底破除。此书体例，取《诗经》韵字四百四十个，每字先注音讲解，后列“本证”，即《诗》自相证，列举《诗经》中能证明此字读音的篇句，依次排列。本证之后为“旁证”，取与《诗经》大致同时的《左传》、《国语》等韵语相佐证。又广采前人及当时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自汉至明如郑玄、扬雄、刘熙、许慎、高诱、徐邈、沈约、萧该、张守节、陆德明、颜师古、吴□、扬慎、焦□等十几家所注古读，彻底否定了叶韵说，至清初颐炎武撰《诗本音》，江永撰《古韵标准》以踵其后，以经证经，始全部澄清时韵之谬，而陈第此书实开其先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谓“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有明一代，蔑弁古学，讹谬相循。沉潜遗籍，杰出元解，陈氏一人而已”。陈氏此书不仅对《诗经》有功，对于研究先秦两汉古籍亦为有助。对后世古音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有深远影响。《毛诗古音考》在古音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彻底与叶音说决裂，建立明确的历史观点。第二，确定了古音研究的范围，发明了新的研究方法，把古音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他“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 32、《六书故》南宋文字学家戴侗作，刊行于元延佑七年（1320），是一部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字书。戴侗字仲达，永嘉人。全书有33卷,按事类编排，共分为七个大类,立479个细目。书的前面有《六书通释》一卷，其中不少见解值得称道。如对于音与义的关系阐发尤其多，对文字的起源问题，也有很好的见解，揭露的古注疏的弊端也很中肯，对“本义”、“引申”、“假借”也有具体的论述，在文字材料方面能援引钟鼎文来说明字形，又能明辨字义的引申不同于文字的假借。他提出“因声以求义”,不仅为了解释形声字的声

与义的关系，而且由此可知辨认古书中文字的假借。这是很重要的见解。 33、《六书正讹》元代文字学家周伯琦著，是一部阐述《说文》，辨证俗字的字书。①《六书正讹》对许书中的两千多个常用字所做的补正研究,在很多文字的形义分析中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规范文字形体有很大贡献。 ②周伯琦将所能见到的古文字形体列在篆文之后，这虽然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却试图据此探求文字的本义，敢于对旧说提出怀疑，纠正《说文》的误释，阐述字义演变的轨迹，取得了不少成绩。 ③《六书正讹》一书为元朝时期规范文字的字书，既处于“《说文》学”的内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又继承了唐宋以来字样学的发展路线，其中收录了很多俗体，在字体演变等方面研究是有贡献的，同时也有利于文字的规范。 34、《字鉴》作者李文仲，元末吴郡人。《字鉴》的性质是为了“辨正点画，刊除俗谬”，其辨正字形的根据是《说文》，此书按韵编排，一般是先出反切，再引《说文》，后正俗字。《字鉴》中有部分字形分析不同于《说文》其中有5例《字鉴》的字形分析与后代出土的甲骨文不谋而合。这说明了《字鉴》的作者李文仲不拘泥于《说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字鉴》中所记录的俗体字有大量的与现代简化字相同。证明现代的简化汉字是渊源有自。《字鉴》一书的价值，前代论述较多的是他对习非为是的汉字的肯定；纠正了前代字书的一些错误。除此之外，他对汉字形体的准确的天才的分析和把握；对俗体字的肯定所表现出来的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开放的态度；他的“递互研考”的科学态度；对汉字的变化发展过程所作的分析；对字形相近的汉字、偏旁所作的详细的分析；清楚地认识到了汉字隶分隶合的变化；按韵编排的体例等等。当然，《字鉴》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开放性是《字鉴》的成就之一，但他有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 35、《蒙古字韵》是中国元代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也称八思巴字汉语)的韵书。本书编著于1269～1292年之间,编著者未详。本书包括刘更序、朱宗文序，《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校正字样、字母、篆字母、韵书正文、回避字样等，韵书正文分为15韵，各韵顺序按收声类聚，有条不紊，共收录八思巴文字814个字，本书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通用备检之本”。它反映当时汉语共通语语音最全面最系统，所以成为研究八思巴字汉语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很重视这个文献并进行整理、转写、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本书又可以作为考译、解读八思巴字文物铭文的参考。 36、《语助》又名《助语辞》，是我国第一本诠释文言虚词的专著，成书于元泰定甲子元年（1324）。作者卢以纬，字允武，元代浙江永嘉人。《语助》篇幅不长，全书共计66个条目，对135个词（包括复音虚词）或固定结构进行了解释，着重研究文言虚词的运用规律，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他对许多文言虚字功能的研究很有价值，不少结论是正确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其研究范围已大大超出了单纯虚词研究的藩篱，延伸和扩展到整个汉语语法领域。“它是从训诂学、辞章学里分离出来，独立进行虚字规律探索的第一本书，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语助》一书的问世，便成了汉语语法学创立的一个征兆。”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语助>为滥觞掀起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层层波澜。 37、《字汇》14卷，成书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3），梅膺祚编。这部字典吸收了17世纪以前字典编纂的经验，比以往的字典有很大的进步：一、检字方便。《字汇》按笔画多少，循序建立部首，从一画至十七画，列214部，创立了偏旁分部检字法，一直为后世《正字通》、《康熙字典》等所遵循，成为中国字典、词典主要编排方式之一。二、收字适中。《字汇》共收 33179字，对“《篇海》所辑怪癖之字，悉芟不录”，对经史所有文字和通俗用字都加以收录。三、注音详明。《字汇》使用了直音、反切、纽四声法、音近某四种注音方法。四、字的释义较为全面，而且尽量列举书证。此书为明代至清初最为通行之字典。 38、《正字通》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明代崇祯末年国子监生张自烈撰，总12卷。 所分部首与梅膺祚《字汇》相同，凡214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内的字次都按笔画多少来排,这也跟《字汇》一样，但是《字汇》注释比较简单，而《正字通》繁博得多。《正字通》是一部前承《字汇》后启《康熙字典》的重要字书,在我国辞书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异体字的大量收录,说明了文字的孳乳演变，编撰通俗实用;引用书证,资料丰赡,引“四部”之外的佛道、医药、方技等方面的书

证,扩大了知识范围,并广异闻异说。《正字通》与《字汇》二者相互参协,但《正字通》调整了《字汇》释义、安排书证的顺序,使之更加科学;收字“从古”、“遵时”,反映了语言文字发展的实际;《正字通》对《字汇》字音的改动,反映了17 世纪赣方言的语音系统,是研究这一时期赣方言的重要史料。《正字通》补正《字汇》,承前启后,影响巨大,，清代修《康熙字典》即根据《正字通》而加详备的。 39、《通雅》在明代雅书中，水平较高，方以智撰，康熙五年（1666）才刊行，前后共计三十年，是作者的心血之作。共52卷，约七十万字。《通雅》内容广泛，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等，贯通各种学科出之以雅书的形式，冶为一炉，记录和总结了我国劳动人民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介绍了当时传入国内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并批判地加以吸收总结，广征博引，成为当时科学，学术成果的总汇集。地位和作用： ①方以智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发展了戴侗的“因声以求义”的理论，明确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的正确主张；②释义时辅以书证，加以驳议，对音义方面的是非进行折中；③《通雅》解释了不少从唐至明的词汇，研究唐宋元明词汇，不可不读。 40、《音学五书》是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顾炎武著。大约成书于1680年，全书分《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5个部分。《音论》论述古音和古音学上的重大问题，集中地阐述了作者对古音学的基本看法，是《音学五书》的总纲。《五书》以《诗本音》和《古音表》最为重要，《诗本音》是《古音表》的根据，《古音表》是《诗本音》归纳。《古音表》是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总结，把古音分为10部，用表的形式把它们列出。《音学五书》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叶韵说，奠定了古音学的基础，开拓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领域。 41、《古韵标准》是江永晚年研究古韵的一部重要著作，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并由他的高足弟子戴震参定。《古韵标准》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为古韵研究确立标准。《古韵标准》“惟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谓之‘补韵'，视诸家界限较明”。 （二）分古韵为十三部。顾氏将古韵分为十部，江氏把其中三部析而为二，又把侯部转入幽部，所以在总数上看，江氏只比顾氏多了三部，分为十三部。（三）关于入声的分配问题。到了江永才使入声真独立出来，还从文字谐声通转的关系上，隐约地窥探出阴阳入对转的规律，主张“数韵共一人”，阴阳可以共入，这已开阴阳入三分的先河，对戴震、孔广森等人的阴阳对转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注重审音 江永在本书中，为字注音，不用直音而用反切，较之前人已意推测古读，用直音注音，准确有据。江氏撰写本书，指明论韵的标准和辨韵分部的方法，把古韵学研究引向科学的道路，对清古韵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徽派诸家的古韵学研究，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42、《六书音均表》是研究汉语上古音的著作，清代段玉裁著，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全书由5个表构成：①今韵古分十七部表；②古十七部谐声表；③古十七部合用分类表；④诗经韵分十七部表；⑤群经韵分十七部表。书名叫“表”,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表,前 4表都有论述和说解。表一，先说明古韵分17部，然后列表，标示17部跟206韵目的对应关系,最后用文字阐述古韵分17部的原则，以及入声与阴声（或阳声）相配情况，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古音学见解。表二,首先论述主谐字相同,古音必同部的观点，然后按17部分别列出每一部所有的谐声偏旁，这是古音学上第一次肯定谐声偏旁同古韵有全面相应关系。表三，首先说明17部的顺序是按音相近、部次相邻的原则排列的，然后列表，把17部分成6类,最后论述了合韵的道理。所谓合韵指不同部而属于同一大类的字互相押韵的情况。表四，把《诗经》所有韵字，按17部逐一列出，这实际是摆出古韵分17部的证据，也可以说是古韵分17部的具体罗列。表五，目的、形式跟表四相同，列出的是《诗经》以外的经书(包括《楚辞》)中的押韵字。

《六书音均表》集中反映了段玉裁对古音学的贡献。他继承了顾炎武、江永的研究成果，并且加以发展，分古韵为17部。跟顾炎武、江永相比，他又多分出4部:①支、脂、之分开。段玉裁之前，《广韵》支佳、脂微齐皆灰、之咍3组韵,古韵归为一部，段氏第一次把它们分为3部,受到古韵学家的普遍赞扬，认为这是古音学上的一个大发明。②真,文分部。江永在顾炎武的第4部中分出元部，剩下的真、文仍为一部，段玉裁把真、文分为两部。③侯韵独立。江永把虞韵一半归入侯韵，这样做是合理的，但又把侯韵合到幽部去了。段玉裁把侯韵独立出来，既不入鱼部，也不入幽部。后两条也是被人称道的。《六书音均表》是段玉裁古音学研究成果的最精炼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