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谈论一些犄角旮旯的琐事，其目的只是为了耸人听闻；研究员因高谈中国社会的现状而忧心忡忡，在纷繁复杂的话语中充斥着混乱的政治、经济概念。格非将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杞忧定格在高谈阔论中，却将其语言背后的行动和意义隐没。这些知识分子最后只是以“形固可如枯槁，心岂能为死灰”的借口，走向了温柔富贵乡。
围绕在谭端午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只是自觉不自觉地湮没于时代洪流。“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5，这是冯延鹤告诫谭端午的人生哲理，其人精通《庄子》，然而在世人眼中却是只是有着病态洁癖的古怪老头，圣人的修养并未对其有所效用，无用之说也只是徒增些消极避世的借口；许吉士，一个曾经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却时时沉迷于声色，恨不得天下美女供其赏乐；陈守仁，崇尚着病态的唯美和虚静，修建所谓的静修场所“呼啸山庄”，然而内心却有着龌龊的欲念，最终死于非命。在当下社会的现实面前，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时代使命、英雄意识、牺牲精神逐渐被时代所消解，取而代之的却是对物欲的追逐，或是对现实的躲避，格非正是以这样的文本叙述，呈现出其眼中当下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荒芜景象。
然而在《春尽江南》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庞家玉却是一个极具矛盾性的个体形象，一方面她执迷于对世俗名利的追逐，顺遂于当下社会的时代浪潮，另一方面她在社会道德堕落的现实面前仍感忧郁，对于理想中的西藏一直怀有向往之情。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中，曾经的文艺青年秀蓉将名字改为庞家玉，她以这种形式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和时代，清醒地意识到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自学成为律师，对于在诗人谭端午的警告是正在一点点烂掉。然而事业的成功却未能掩盖其内心的忧郁和脆弱，同样身为律师的徐景阳认为庞家玉从未培养某种超越心态，她会将自身情感陷入到具体的案件中，有时甚至会流泪。这种未泯的道德正义感令庞家玉内心压抑而痛苦，同时她将人划分成“死人”和“活人”两种，自己正是那种行尸走肉的活人。“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在于，在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中止这一事实。有些人，连一分钟都没活过”6，这无疑是庞家玉对自身世俗追求和当下社会的一次彻底的否定。对于西藏的无限向往则体现着庞家玉自身的矛盾性。庞家玉一生渴望到达西藏，然而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却未能实现，对于西藏的向往则象征着她内心未曾消逝的纯真信仰，这种信仰的失败喻示着像庞家玉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败，从精神意义上来讲，庞家玉最终成为了时代洪流下真正的牺牲者，她的命运正是“一种自觉的无意识悲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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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7
格非、木叶：《衰世之书——格非访谈》，《上海文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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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描绘得无奈而窘迫，正如贯穿于整部小说的《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书中人物的死亡原因大多是“以忧卒”，《春尽江南》中的知识分子对现世社会表现得苍白无力，无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他们的精神世界都在被物欲横流的现实裹挟着，在追逐名誉功利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堕落、忧郁、荒芜的境地。
（三）走向没落的社会理想——乌托邦
花家舍作为“江南三部曲”中的重要地点，跨越了三部小说的叙述时间和空间，作为格非笔下乌托邦理想的载体，它随着时代的变迁从《人面桃花》中王观澄的桃源梦地，逐渐变成了《山河入梦》中郭从年的花家舍公社，最终却堕落成了当代社会下的销金窟；当历史中的花家舍湮没时，小说中的王元庆与绿珠依旧沿着各自的方向追逐着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然而结果仍是徒劳的失败。格非以这些现实隐喻着其对乌托邦现实处境的理解，即“在当代社会中，乌托邦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成了消费文化的符号之一”8。《春尽江南》描写的乌托邦理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遭遇，正体现出当代精神世界消解理想的荒芜现实。
如果说《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的花家舍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乌托邦，那么《春尽江南》中的花家舍则早已与乌托邦没有任何关系。曾经上演在花家舍里的革命历史逐渐为世人所淡忘，现存的陈迹变成了商业时代的旅游消遣，曾经承载桃源梦的风雨长廊变成了观赏的对象，《人面桃花》中周怡春的策反历史也被改编成滑稽的民俗风情剧，其历史的严肃性逐渐为极具商业性的现代社会所消解，其承载的乌托邦历史也随之消亡。现在的花家舍变成了现实社会中温柔富贵乡，它的价值除了商业利益别无其他。格非描写的花家舍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正映示着社会思想的变迁，现代社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逐，促使生存在这环境中的人无暇顾及个体的精神需求，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也早已不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撑。
“江南三部曲”中的花家舍最终沦为历史的陈迹，这是格非对于集体乌托邦的悲剧性认识，同时格非在物欲横流的《春尽江南》中也塑造了个体对乌托邦的追逐，因为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追逐乌托邦的群体激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个体寻找乌托邦安抚的精神慰藉。首先，谭端午的哥哥王元庆便是追逐乌托邦幻想的典型，他与张有德进行合作投资，计划将花家舍建成现代社会中的独立王国。然而张有德对于商业利益的追逐，最终将其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途径化为了泡影，恰如其对王元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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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木叶：《衰世之书——格非访谈》，《上海文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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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9。在与时代洪流的对抗中，王元庆最终住进了自己投资建设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成为了其收治的第一个病人。格非塑造的这一精神病形象，可以理解为一种反讽和告诫，这就是对于乌托邦的现实追求最终只能走向精神病的荒唐境地。同样是一个执着于乌托邦理想的痴迷者，绿珠时时觉得这世界没意思透了，她以文学构筑了自己的精神王国，同时热衷于生态保护、农民教育以及乡村重建，计划同双胞胎兄弟共同建立一个“香格里拉的乌托邦”，然而谭端午对于绿珠的理想却是极为漠然，他已经对乌托邦这个词感到厌烦，他认为香格里拉原本就不存在，只是被杜撰出来的乏味传说，格非借谭端午的话传达出了其对乌托邦荒诞本性的认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同王元庆一样，绿珠的追逐最终也变成了一种徒劳梦游，她放弃了乌托邦的追求并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回归到踏实而朴素的生活状态，正如谭端午以福楼拜的《布法与白居榭》作出的预示一样。其实格非在写“江南三部曲”时，“让他魂牵梦萦的乌托邦情结已经在他心中死去，他只不过还有勇气把死亡的过程讲述给我们听” 10。在《文学的邀约》中，格非认为《布法与白居榭》是对当时社会精神困境的隐喻，他正是以布法与白居榭的悖论与荒谬象征着王元庆、绿珠对乌托邦的徒劳追逐，喻示着乌托邦的个体追求最终会湮没于社会巨变大潮。这种乌托邦的徒劳追逐使《春尽江南》裹上了一层阴郁而昏暗的死亡气息，因而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荒芜景象。同时格非的叙述也会引人深思真正的乌托邦是否真的可以实现，乌托邦理念在当代社会是否存在价值。
二、当代社会物质世界的荒芜景象
“江南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精神气息是一脉相承的，但《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的叙述内容更多的是历史事件，《春尽江南》的文本内容则避免不了整个当代社会时代变迁的现实。因此正如格非在访谈中所说的，“我希望它能够平实一些，日常化一些，因为我自己很希望真正能够驾驭日常生活”11，在这样纷乱的社会现实面前，格非以有别于早起先锋特点的叙述，将其眼中的当下现实世界平实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客观现实与回忆、幻想的对比，这些极具矛盾性的叙述，显示出当代社会的纷繁、杂乱和悖谬，预示着其整个物质世界逐渐走向荒芜的现实景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了深刻的转变。社会抱负、牺牲精神、精神领袖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成为了历史的陈迹，自然朴实的乡村风景在城市的变迁中逐渐消失，而城市化、工业化却在不断膨胀，这则正印证着“城市化恰恰意味着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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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贺绍俊：《格非长篇小〈春尽江南〉缅怀诗歌的时代》，《文艺报》，2011年第11期。 11
格非、木叶：《衰世之书——格非访谈》，《上海文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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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结”12。“这个世界的贫瘠，正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绿珠正道出了当代物质世界逐渐走向荒芜的景象，城市建设在不停地扩张，然而喧嚣热闹的表象之下，却是一场不知所终的追逐与消耗。《春尽江南》中的梅城，已经不再有谭端午的记忆中绚丽彩虹，充塞其中的却是现实社会中工业迅速膨胀的疯狂景象，“道路两边的工厂、店铺和企业，像是正在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一座挨着一座，掠窗而过，将梅城和鹤浦完全焊接在一起”13。同时他脑海中远离尘嚣的招隐寺，早已没有了睡莲，卡拉OK的声音、抠脚丫的观光者、太阳伞、饭庄这些现实社会的嘈杂景象，将其记忆中的诗意和宁静彻底消解。谭端午记忆中珍爱的雾岚，变成了令人安之若素的典型风景——雾霾。 绿珠和端午寻找江边渔火的诗意幻想，事实上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渔火也只是垃圾车的大灯。格非正是在叙述这些现实与记忆、幻想的矛盾冲突中，将当代社会物质世界的荒芜景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其文本中。人文自然环境在工业化的社会之中遭受摧残和侵蚀，人们只能退居到“荼靡花事”这样的人造景观中来享受小桥流水的诗意风景，但其周围其实仍是堆满了白色垃圾的运河与街道；小说中所描写的鹤浦南郊精神病疗养中心是现代都市中独特存在的栖息之所，在当代社会的巨变下，精神病已然成为了全社会的集体症候，然而这个社会最后的退守之所却面临着被收购改建的命运。
蓬勃的经济发展装饰着城市的华丽景象，但在这繁华喧嚣的世景之下，人类却在不断失去着自己诗意栖居的生活境地，环境污染、城市乡村拆迁、信息泛滥这些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问题，将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围困在荒芜而颓败的物质世界中而难以逃脱。因为这种荒芜与颓败阻隔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14。
三、结语
作为一位极具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格非的小说创作“从思想主题、精神指向、写作姿态、艺术风格等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一种责任感”15。格非的这种责任感与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归属，格非正是以诗人的眼光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荒芜景象，其笔下的当下社会正如春尽江南一样有着一种死水微澜的美感，但作者内心仍旧怀有希望，所以格非选择以诗歌的形式结束《春尽江南》，正是在以诗歌的微薄力量与整个时代洪流做着最后的抵抗，然而抵抗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格非并没有写下去。但格非这种对当代生活的叙述仍有着警世的思想价值，对于历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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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文学的邀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14
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页。 15
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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