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的“文明和文化的忧虑和忧患”意识。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国家正在经济和社会日益赶超上来的今天，西方国家许多人士感到由于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强国和大国地位的更丧失，尤其是东方在经济上的崛起，西方世界强烈地感到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深层的不安。人们担心的就是某个种族和文化可能会被“劣等”人口海洋淹没。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身的种族集团，西方人为这种偏执和愚蠢的观点，会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现在由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又可能会出新的代价。正是在这个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下，是西方人率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提出了冷战后的“文明的战略”，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的启示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

忧虑。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如以我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人权、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等等。文明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问题加以重视，并提出对策。严格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等战略措施提供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强调对中东及东方国家文化、宗教、民族性的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对“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再思考。在国际政治中简单地强调“国家利益决定论或经济利益决定论”是不够的。况且，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概念”，主要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利益；而东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就很难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在不少时候，不是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是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决定着“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东西方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的今天，在“民主”、“人权”等等问题上却很难找到共识。可见，对国家利益本身的思索，也存在着文明的冲突。

（二）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在目前，我们国家最紧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回应西方文明及文化的战略措施。西方文明及文化，在当今及今后很长时期，仍然是相当强大的文化和文明。我们怎样在借鉴、吸取、消化西方文明和文化中积极、健康部分的同时，保存住自身文明和文化的精华，而不受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东西的侵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否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会在一场文明与文化冲突中“无影无踪”的战争中处于劣势；现代化最终也被拖向西方化。因此，应当总结文明和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经验，注重文明和文化冲突的特点，制定有自己文明特色又同非自身文明能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和文明战略。

（三）我们应当认识到文明和文化发展和强大的根基是经济、军事、国家的综合实力。应当从末来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考虑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有备无患地考虑到亨廷顿提出的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应当提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在国外，有一大批亨廷顿这类不断地为国家制

作“问题”、“忧患”、“危机”等意识及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中国的新世纪宏大构想实现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抓住文明发展的机遇。不断发展东方文明，自省自重，团结一致，增强实力和活力，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