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s. Although this group may be said to be approaching a majority positio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he courts involved proceed to decide cases without a full examination of the factors which may bear on rebuttal of the presumptive rules of the Second Restatement. Five states have explicitly adopted Professor Leflar’s “choice-influencing-considerations” at least for some types of cases, including his proposed reference to “the better law”, but Leflar himself has been a leader in describing the eclecticism of American courts in this area. Only three states appear to be expressly committed to some form of governmental interest analysis. Two states simply presume the applicability of forum law, at least in torts cases. Some courts, notably those in New York, have attempted to distill workable guidelines from earlier precedents, but leave doubt as to the future scope of those concepts. Professor Symeonides includes New York, together with nine other jurisdictions, in a category which he calls “combined modern”. What these systems share, aside from eclecticism, is unclear, and they are perhaps best understood individually in terms of the cases and statutes to be found in each.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recent comprehensive codification of conflicts rules in Louisiana, derived from bo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sources.
(3) Although all of the modern theories purport to take underlying policy into account, and in that sense may said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law chosen rather than simply the system to which the chosen law belongs, there is great divergence i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judge is empowered to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fairness. The greatest latitude is obviously permitted by the better law theory, especially if “better law” is treated as a co-equal factor with the other “choice-influencing” consideration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are the states which presume the application of lex fori or use some form of interest analysis. Although the judges in question are directed by such theories to interpret the forum rules in light of the policies which they embody, the assumption is that forum law will be applied if the case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at policy--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it may produce an unfair outcome in the individual case. Put another way, fairness is assured in such states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forum law is fair. The bulk of the states rest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pectrum are the states following the Second Restatement or some equivalent theory--these represent a clear majority of the modern-theory states and at least a plurality of all the states. These theories provide no express dir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 as to fairness, but the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which a court applying such a theory may consider may be said to expand the judge’s discretion to fashion a flexible response, and that response is therefore more likely to contain subjective assessments of fairness.
第四章 准据法确定中的几个一般性问题
【案例4.1】法国福果案。福果是一个于1801年出生在巴伐利亚的非婚生子，从5岁起随母亲移居法国，直到68岁时未留遗嘱而死亡。但他一直未取得法国法意义上的住所。其时，他的母亲和妻子均已死亡，他也没有子女，因此其旁系亲属向法国法院对福果在法国银行的一笔存款提出继承要求。根据法国冲突法，继承本应适用死者的本国法，即巴伐利亚法，按巴伐利亚继承法规定，其旁系亲属是有权继承该笔存款的。但法国法认为，本国冲突法指定的巴伐利亚法包括巴伐利亚的冲突法，而巴伐利亚的冲突法却规定继承适用死者死亡时的住所地法，且不分事实上的住所和法律上的住所，于是法国法院认为，福果的住所已在法国，故应适用法国法，依法国继承法的规定，福果既无直系亲属，又无兄弟姐妹，其他的旁系亲属是无继承权的。因而判定该笔存款系无人继承财产，收归了法国国库。
在本案中，法国法院通过采用狭义的反致制度，使本来应该适用外国法的涉外案件结果却适用了内国法，并因此获得了经济利益。可见，反致制度增大了内国法(也就是法院地法)适用的几率，法院国很有可能从中获得利益，这也是很多国家对狭义的反致制度比较热衷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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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2】李伯康房产继承案。李伯康于1938年在家乡台山与范女士结婚。1943年李伯康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1967年李伯康与周女士在美国内华达州结婚。1981年李伯康在美国洛杉矶去世。李伯康在广州有四层楼房。1986年5月，已在香港定居多年的范女士得知李伯康去世，遂到广州办理了继承上述房产的证明，并领取了房产证。周女士得知后，委托代理人在广州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李伯康的上述房产。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判决李伯康与周女士在美国的结婚属于重婚，无效，驳回了原告的继承请求。
该案是否存在先决问题？对此，我们应按照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分析。本案中，尽管周女士能否继承李伯康在广州的楼房，取决于她与李伯康是否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因此符合先决问题三大要件中的一项。但是，根据中国的冲突法，主要问题应适用中国法，即法院地法，不具备三大要件中关于“主要问题依法院国的冲突规则，应适用外国法作准据法”这一要件，故不存在先决问题。如果李伯康在广州某银行有存款，其他情形不变， 9
参见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国际私法教学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5页。
此案就存在先决问题，我国法院可以根据我国的冲突规则来确定先决问题的准据法。
【案例4.3】鲍富莱蒙诉比贝斯柯案。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王妃原系比利时人，因与王子结婚而取得法国国籍，后因夫妻关系不和而别居。由于1884年以前的法国法禁止离婚，王妃为了达到与法国王子离婚而与罗马尼亚比贝斯柯王子结婚的目的，只身前往允许离婚的德国并归化为德国人后，即在德国法院提出与法国王子离婚的诉讼请求并获得离婚判决。随后在德国与比贝斯柯王子结婚。婚后她以德国人的身份回到法国。鲍富莱蒙王子在法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国法院判决上述离婚无效。法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虽然离婚应适用当事人的本国法，但王妃取得德国国籍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国法中禁止离婚的规定，所以离婚判决是借法律规避行为取得的，应属无效，其后的再婚也当然无效。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法律规避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1) 从主观上讲，当事人是有目的、有故意地规避某种法律；(2) 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法或禁止性的规定；(3) 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有意改变连结点或制造某种连结点来实现的，如改变国籍、住所或物之所在地等；(4) 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已经因该规避行为达到了对自己适用有利的法律的目的。
【案例4.4】海南省木材公司诉新加坡泰坦船务私人有限公司及达斌（私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提单欺诈损害赔偿纠纷案。1988年7月20日，海南木材公司与新加坡达斌（私人）有限公司在海口签订木材购货合同，付款条件为银行即期信用证。1988年9月2日，中国银行海口分行依原告申请开具了信用证，并以电传通知了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该信用证规定了与合同约定一致的条款。1988年11月6日，被告泰坦公司签发了正本提单一式３份。同日，中国银行海口分行通知原告：达斌公司已将全套议付单证送达海口，要求承诺付款。原告经审单发现提单记载事项有诈，并经调查发现泰坦公司、达斌公司合谋伪造海运单证，企图欺诈货款，故要求中国银行海口分行暂不付款，同时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上述购货合同和该信用证项下的海运单证无效，并撤销该信用证。原告起诉时申请广州海事法院冻结中国银行海口分行1988年9月2日开具的以达斌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该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诉讼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予以准许。广州海事法院通过审理，最后以违反我国公共秩序为由，排除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适用，于1990年9月29日缺席判决购货合同和提单无效；信用证项下的货款不予支付；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00多万元。
本案被认为是我国第一起运用公共秩序制度审理的涉外案件，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国法院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适用是否恰当。我们认为，以公共秩序为由排除《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适用是不恰当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在国际商事交往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并经过国际商会编纂而成文化的国际商事惯例，它形成的长期性，适用的广泛性足以表明它适应了国际商事交往对支付方式的特殊要求，法院国不宜将其解释为与本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否则就等于宣告法院国的公共秩序不容许该
国际惯例的存在，这就无疑向国际社会表明，在这一方面，法院国是游离于国际商事交易惯例之外的；第二，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本身就是任意性的，属于商人自治的范畴，一经当事人选用，法院国不宜过多干预。至于一些学者所持“国际惯例实际上已经具有国际习惯的性质，不宜借公共秩序条款排除其适用”的观点，是不能赞成的，因为这种观点混淆了国际商事惯例与国际习惯的区别。
该案判决的不当，一方面源于《民法通则》第150条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法院对国际惯例认识上的某种误区，即不原意承认国际惯例的任何负面因素。其实，任何一项国际惯例，抑或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和规则，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因其有负面的因素，就从根本上否定其本质属性，如果硬要这么做，那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制度和规则的自身。就《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来说，“表面真实原则”和“独立抽象原则”构成了其本质属性，这也是其得以成为国际支付方面的国际商事惯例的根本原因，尽管这也确实为不法商人提供了进行诈骗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不是它的缺陷，反而是它的优势所在，正基于此，国际商会在多次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进行修订时，均没有改变上述两大原则。其实，针对信用证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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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也规定了应对措施，即“欺诈例外”制度。
值得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注意到了我国公共秩序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个的例证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有关公共秩序的规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进步。该纪要第54条规定，“适用外国法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该外国法律不予适用，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思考题】
1.下列案件中，二审法院查明外国法的做法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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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5】南京华夏海运公司诉塞普路斯澳非尔提斯航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案。
原告南京华夏海运公司所属“华宇”轮于1994年6月10日由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港空载驶往泰国曼谷港，被进港的被告所属的“珊瑚岛”轮撞击。事后经过日本海事协会检验，确认“华宇”轮丧失适航能力。由于修理，“华宇”轮停航66天。“珊瑚岛”轮撞船后离开了曼谷港，于1994年7月30日抵达中国南京港。原告于是申请武汉海事法院扣押该船舶，并向武汉海事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75万美元。
一审中武汉海事法院对于法律适用问题认为，根据中国《海商法》关于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法律适用的第一选择是1910年的《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但该《公约》对我国尚未生效，因此不能适用；第二选择是泰国法律，即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因为双方当事人均不属于泰国籍，又不主张适用泰国法，视为当事人对泰国法不举证，因此泰国法不被适用；法院于是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的《海商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8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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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欺诈例外”（fraud exception）制度，即在肯定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银行在存在欺诈的情况下，不予付款或承兑汇票，法院也可颁发禁止支付令。 参见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国际私法教学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但其适用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欺诈必须是实质性的；第二，欺诈必须是现实存在的；第三，不能针对善意的受益人和正当的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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