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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布时间 : 2024/12/26 23:55:58星期四

辑）指出逑鼎、逑盘铭中“则唯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的“”当读作《尚

书》“迪惟”的“迪”，用为加强语气的虚词。

（四）铜器断代与金文历谱。

朱凤瀚《史酉鼎与师酉簋》（《中国历史文物》1期）据史酉鼎铭“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中的王年、月份、月相、干支四要素将该器排入西周共王年历之中，又据历日、器形、铭文内容推定师酉所作另一器师酉簋为孝王元年器，与师酉有亲属关系的师询所作师询簋为夷王元年器、询簋为厉王十七年器。

黄盛璋《眉县杨家村逨家窖藏铜器解要》（《中国历史文物》3期）认为该窖藏铜器中天盂为厉王时作，为逨母家助丧之物，单五父对壶与叔五父匜为同人同时作，是逨之子作其父祭器，为幽王时器。并据苏钟研究提出，宣王纪年要后退一年，则四十三年鼎合天合历与苏钟同，四十二年鼎不合历，其“乙卯”干支必误。

相关文章还有朴载福《关于“武父乙”盉的时代与称谓问题》（《青年考古学家》总第16期）等。

（五）殷周制度。

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研究礼器制度方面之课题较多，如论其来源与形成、社会功能、东周礼书中礼器制度、随葬礼器制度、礼器制度之衰落等等，较多地利用、分析了金文材料，如“社会功能”一章中讨论周天子拥有礼器之象征意义、贵族礼器等级与邦君礼器赏赐、宗族内礼品的所有权、贵族宴饗用器、贵族婚姻与媵器等皆是。

刘正《金文庙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讨论了金文所见大庙、周王室诸庙、宫、周王室诸宫、康氏诸宫、方位诸宫、诸师宫、大室（太室）、寝、周王室诸寝，告庙、毁庙、迁庙等制度，及用牲、用舞人数、盟约和宗庙用器、宗庙祭品、姓氏异同和四时祭祀等问题。

刘正《殷代金文中的庙制问题》（《2004论文集》）回顾以前的殷代庙制研究，考察殷代金文中的庙、室、宫及殷代的祭祀制度，着重讨论了“亚”字的宗庙意

义、“室”字的意义、殷商金文中的寝、米宫问题、殷代尚无昭穆问题、殷代尚无毁庙制度、殷代盛行并后祭祀制度等问题。

马季凡《“贝玉”不是商代人的葬具》（《2004论文集》）认为甲骨、金文可证实“贝”是商代的货币。

晁福林《从士山盘看周代的“服”制》（《中国历史文物》6期）认为该铭“服”字当作服从、职事讲，与周代服制有一定关系，说明文献记载的服制并非虚言，士山盘铭文也反映了周天子靠方伯诸侯管理方国的统治模式。

何树环《西周贵族土地的取得与转让－兼谈西周“王土”的概念与实质》（《新史学》第十五卷第一期）以西周铜器中与土地问题相关的铭文为主，与传世文献进行综合讨论，建构出西周贵族土地取得与转让的总体面貌。

刘雨《西周的监察制度》（《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考察相关金文材料，说明西周王室在平定管蔡之乱后，实行了在各诸侯国普遍设监、派驻中央代表的制度。

黄圣松《六师与八师的若干问题》（《文与哲》第三期，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讨论六师与八师的名称，组成结构及指挥权问题与八师的移防。

黄铭崇《殷周金文中的亲属称谓“姑”及其相关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十五本第一分）指出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文中人物皆为商人贵族，“姑”指“丈夫的母亲”；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金文中人物多以伯、仲、叔、季命名，“姑”的意义多元化，可指丈夫之母、女性的姑妈及男性的姑妈。作者认为这种变化是殷文化“姑”借用到周人书写系统及周人婚姻制度作用的结果。

林圣杰《殷周金文人物名号的特殊自称形式》（《许锬辉教授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彰显自我世系或职官从属的自称形式大量出现于春秋时期的铭文，还进一步对金文中人名、称谓、职官名的组成结构加以分析。

（六）社会组织。

朱凤瀚《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之

器与其家族》（《商周家族形态》增订本）

分析了盘铭中诸先人的宗法地位，认为器对西周世族亲属称谓研究多有

帮助，指出器铭文进一步深刻证实西周贵族世官制是维护其世族制度的基础、

与之相关的宠用王室功臣之后的政治理念及西周政治之保守。该书所收的《安阳殷墟郭家庄商晚期墓地初识》、《洛阳北窑西周墓地（1964－1966）探讨》、《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北区墓地探讨》等文章也利用这些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材料讨论了墓主人身份、地位及其家族结构等问题。

（七）史事考证。

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综合利用金文、考古及文献材料，深入探讨了鲁、齐、晋、燕、诸虢、应、曾、随、吴、箕子朝鲜等西周诸侯国的始封、封君族属及其家族、都城地望、国君世系等问题，并阐述了对西周分封历史进程、“元子就封”原则、监国、诸侯对殷遗民的任用及分封制与宗法制关系的认识和看法。

何景成《“亚出铜器中“亚

”族铜器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收《集成》及新

族分为两大

”族铜器124件并分为7类，在此基础上提出亚

支，一支从商代晚期活动至周初，分散较为广泛，另一支殷末分封于西周燕国附近的

地，入周后臣服于周。

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3期）翻检金文及文献，指出周人与猃狁的战事自厉王一直延续到东周初年，并考察了交战涉及的地名及入周后猃狁迁徙的踪迹。

杨亚长《金文所见之益公、穆公与武公考》（《考古与文物》6期）认为西周时期至少有两位益公，分别供职于成王和恭懿之世，而穆公供事于穆恭两朝，武公供事于厉宣两世。

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台湾《史语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四分）重点讨论了西周到春秋时期，汉水流域及淮水中上游各国的婚姻状况。文章根据青铜器铭文、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说明汉淮地区各国，夹在中原大国和南方荆楚势力之间，透过婚姻关系争取生存空间的事实。

张彦修《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01墓主考》（《考古》2期）认为M2001铜器铭文中的虢季、M1631虢季氏子段鬲铭文中的虢季氏子段、虢文公鼎铭文中的虢文公子段和文献中的虢文公是一人，西虢在厉宣之际东徙三门峡。

黄锡全《申文王之孙州

簠铭文及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

出该器出土地也与信阳之申大体相合，铭中“申文王”可能即申国称王后第一代王，认为该器及铭对进一步研究申国历史、信阳之申等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徐少华《论近年来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别据20世纪70年代出土、征集的邓公乘鼎、邓尹疾鼎，20世纪80年代出土、征集的邓子盘、邓子午鼎讨论了楚邓县的官制及邓人复国及亡国的问题。

吴晓松、洪刚《

公买簠》（《中原文物》1期）介绍了该器铭文，认为该器

在湖北黄冈出土，为楚灭许的历史提供了新史料。

林文华《〈我方鼎〉铭文新释——兼考周原甲骨（H11:1）》（《第十四届论文集》）指出我方鼎乃殷遗臣所铸器，祡烧二女奴禦祭祖妣乃殷旧礼，H11:1中王乃殷王纣，“

二女”也反映了杀人祭祀的史实。

曹兆兰《金文中的女性人牲——我方鼎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从文辞结构、字形、祭名等因素看，铭文中的“二女”是女性人牲，用于祭祀器主祖妣。

曹锦炎《越王得居戈考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考释了绍兴越文化博物馆及澳门收藏的两件越王铜戈之铭文，认为澳门藏戈铭文中的“得居”即越王句践之父“允常”字，指出戈铭为研究越、徐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王辉、萧春源：《珍秦斋藏王二十三年秦戈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认为该戈铭中“王二十三年”是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前284年），“家丞”为魏冉封邑陶之丞，即此戈的监造者，并结合其他几件秦兵讨论了魏冉五任相邦、昭襄王时的秦戈形制及战国晚期秦国工官制度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