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王上二代的直系先王,“它示”是旧臣集合神言称谓。
王震中《帝喾并非商之始祖》(《殷都学刊》3期)指出商族始祖是契,甲骨文中的高祖夒应当是契亦即禼。
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的蕴义》(《2004论文集》)分析了《山海经》、《尧典》、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神与四方风并讨论了甲骨文四方风神的蕴义,认为四方风名是据四方风(四季风)大小强弱的不同特征命名的。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2004论文集》)深入分析了殷墟甲骨文中的求年、受年卜辞,并讨论了这些卜辞反映的商代社会问题、农业在商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求年与受年对后世的影响。
徐义华《从先臣之祭看古代的国家祭祀与鬼神观念》(《2004论文集》)考察了卜辞所见的先臣祭祀,认为商代已建立国家神系统,并对“民不祀非族”作了具体分析。
高江涛、谢肃《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文物》5期)对比了卜辞中有关宗庙祭祀及其场所的材料与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祭祀遗存,认为一号宫殿为商王宗庙。
张玉金《论殷代的禦祭》(《中国文字》新廿九期)考察了禦的意义和举行禦祭的目的、主体、对象,以及所用牺牲和祭品,并指出殷代的禦祭因时而异。
曹定云、刘一曼《殷人卜葬与避“復日”——〈库方〉985+1106辞义辩正》(《2004论文集》)认为该缀合版(即《美国》10与11)是仿刻,其中的“又日”即“復日”,是入葬时忌讳的日子,《库方》985+1106刻辞是武乙为其死去之父康丁选择葬日的刻辞。
高江涛《殷人四方尊位探讨》(《2004论文集》)据考古、甲骨文材料指出殷代王室及高级贵族以东方为尊位。
王晖《商纣俎醢侯伯新证》(《史学月刊》2期)据晚商金文及殷墟卜辞证明商纣俎醢侯伯是历史事实,此与其个人品质无关,而是殷人文化习俗使然。
连劭名《商代祭祀活动中的“反本归宗”》(《殷都学刊》3期)认为卜辞“报”指祭祀,“即宗”即反本归宗,即宗有甲日与辛日。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探讨了甲骨文所见商代后期祭祖仪式的类型、贵族祭祖仪式的类型及商代后期前段的祖先观念及鬼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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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祭祖仪式反映的社会关系。该书还结合金文与文献材料讨论了周代祭祖仪式类型、祭祖仪式过程、周人的祖先崇拜及周代祭祖礼对宗法制的维护等问题。
相关文章还有连劭名《卜辞所见商代思想的四风与天命》(《华夏考古》2期)、连劭名《论帝与上下》(《周易研究》1期)、余方平《殷人神化滳、洹二水之原因浅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等。
⑤教育、医疗、历法、文化。
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2004论文集》)通过甲骨文材料(包括花东H3卜辞)考察了商代为贵族子弟设置的专门教学场所、执教者及教学内容及学籍制度,认为当时教学目的旨在培养贵族统治阶层所需的“社会人”。
宋镇豪《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历史研究》2期)继胡厚宣、李宗焜的研究之后再事补充,列举商代55种疾患,指出商代人已有相当识病水平,且养成医疗、保健的风俗。
冯时《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中国历史文物》2期)讨论了4版武丁卜辞中的年中闰材料,指出殷历不仅是年终置闰,而是实行一种以调节历月与分至四中气的固定对应关系为标准的置闰方法,这是后世“无中置闰法”的前身。
陈智勇《试论商代的生态文化》(《2004论文集》)从制度层面、物质技术层面与精神层面对商代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
相关文章还有张杰《殷人致疾及疗疾方法新考》(《郑州大学学报》5期)、赵容俊《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史学集刊》3期)、徐凤先《帝乙祀谱、帝乙在位年与商末岁首》(《自然科学史研究》3期)、陈发喜《甲骨文女性文化简论》、杨善清《殷商先民审美意识研究》(《2004论文集》)等。
(九)学术史。
王宇信《于老“致贶”和甲骨学史上的两大工程——读甲骨学家于省吾教授致商承祚教授的三封信》(《2004论文集》)介绍两位老学者的学术友谊及于老《甲骨文字释林》的完成及《甲骨文字诂林》的策划情况。
赵诚《胡小石的甲骨文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总结了胡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胡氏考释甲骨文字的贡献在于注意到了辞例、语法。
谢济《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就郭沫若对“众”或“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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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阶级分析与姚孝遂先生商榷》(《殷都学刊》4期)认为姚先生对郭沫若“众” 或“众人”奴隶身份说的批评是片面、偏颇的。
刘源《使君元是此中人——读〈甲骨学五十年〉》(《2004论文集》)介绍了董作宾修订、发展“五期断代法”的学术思想。
相关文章还有李彤《试论罗振玉在甲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贵州大学学报》2期)、郭胜强《甲骨学研究与中国对外开放》(《2004论文集》)等。
(十)其他。
王宇信等主编《甲骨文精粹选读》(云南人民出版社)精选692片有字甲骨的拓片和摹本,作出准确的释文、译读,并撰写“甲骨文基础知识”,是一本对初学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有用的参考书。
二、金文
(一)新发现和新公布的材料。
2004年10月,陕西周公庙遗址中小型贵族墓葬中出土1件器盖和1个铜簋上都有铭文,合起来有23个字。(新华网西安2004年12月4日电(记者冯国、丁静):《周公庙遗址首次出土铭文青铜器,铭文数达23》。)
周原考古队:《陕西周原遗址发现西周墓葬与铸铜遗址》(《考古》1期)介绍了2003年3至5月在扶风县庄东村发掘的收获,据此简报,墓葬(时代约在西周早期)M9随葬器物较多,该墓出土的铜鼎、铜簋都有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1期)简要介绍了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发掘的54号墓的情况。该墓出土310余件青铜器,礼乐器与兵器大多有“亚长”铭文(个别器物铭文为“长”)。发掘者认为,“亚”是武职官名,54号墓墓主是“长”族首领,也是一位兵权在握的显赫贵族。(笔者按:据M54铜方斝M54:43铭文拓本看,“亚长”的“长”作一手持杖的侧身人形,似与“亚持杖的正面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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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关系,“”作一手
王军:《山东邹城市西丁村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期)简要介绍了1990年西丁村发现的一座商代墓葬的随葬器物,其中一件铜爵(M1:1)鋬内腹壁铸有一“史”字,一件铜觚(M1:4)圈足内铸有一“
”字。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7期),有二件铜爵有铭文,M72:8鋬下铸有一“不清,应也是
”字,M86:1鋬下文字虽漫漶
字,这是大辛庄遗址首次出土铜器铭文,发掘者认为是族徽。
又可参见方辉《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期)。
刘晓燕、孙承晋:《山东荣成市学福村商周墓葬的清理》(《考古》9期)介绍了1990年夏清理该村西南一座古墓葬的情况,作者推测该墓的时代在商末周初,墓中出土一铜尊(M1:1),器底铸有“作宝□彝”数字。
李先登《德簋的再发现》(《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介绍了近年从日本购回的德簋器、铭及德所作其他器物。
(二)文字考释。
本年度系统研究金文的著作为朱歧祥《图形与文字——殷金文研究》(台北,里仁书局)。该书分上下编。上编分两部分,一是提出殷商家族记号并非文字,并较全面地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殷金文字形、词汇和句法。下编为字表,并对比殷金文与甲骨文的字形。
士山盘器、铭自2002年公布以来,学者讨论较多,特别重视“服”字及其反映的历史制度问题。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赞成唐兰对金文“服”字的最后看法,认为国家博物馆新藏士山盘铭文“徵某方田服”中的“服”字含义包括“职事”、“贡赋”两个方面,与《国》《左》中的“职贡”同义,并因此指出该盘铭文对讨论西周恭王时期的政治与先秦服制有重要意义。
陈英杰《士山盘铭文再考》(《中国历史文物》6期)重点考释了“服”、“惩”、“宾”三字,认为服乃采服之服,宾是宾礼,惩为惩戒、惩毖义,与巡守有关,指出该铭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册命铭文、分封服制、西周方国(尤其是鄀与六子)、巡守制度等方面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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