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2℃目标的要求是雄心勃勃的。到2030年全球排放控制率是50％，到2060年工业排放量将达到零。一直到21世纪中叶，根据哥本哈根协议方案的全球平均碳价格低于最优或温度限制的场景，反映了逐步出台的政策干预以及不完整的参与。请注意，今日的有效碳价（每吨碳1美元左右）远远低于规定的最佳或温度限制的场景。

表4显示了以总成本及效益衡量的气候变化政策大的利害关系。利用该模型贴现率，最优场景提高了29万亿美元现值的全球收入，或1.1％的贴现收入。这相当于每年5％的折现率下的每年1.5万亿美元。实行2°C温度约束，减少了近一半的净效益，有显著的经济处罚，因为气候系统中有很多的的惯性，增加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哥本哈根协议”中分阶段参与的发展中国家了有大量的净效益，但缺乏参与“富”案（“rich only” case）减少了低于最优水平的收益。

表4。不同政策下全球消费量现值，DICE-2013模型（美元，2005年价格）

*每年5％年金率下的消费年价值。

估计整个期间全球消费量的现值。这相当于消费单位效用中的现值。数值列2中的差异显示了控制运行和无政策或基线运行之间的差异。最后一列是恒定的消费年金，由会不同的政策产生。

从目前的建模工作可以得出很多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即使各国根据“哥本哈根协议”满足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全球气温都不太可能保持2℃的目标。如果2030-205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延缓他们的充分参与，这个结论将是毋庸置疑的。

五、从早期年份的修正 （1）数据和结构的修改

与早期版本相比DICE-2013模型有几个大大小小的变化。之前完整的记录的DICE模型版本是诺德豪斯（2008年），而最后一个完整版本的RICE模型是诺德豪斯（2010）。

第一个修订是把时间步长改变到五年，采取这种变化是因为计算能力的改进允许模型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了一个更好的时间分辨率。时

间步长的改变也可以删除一些特设程序设计来校准实际动态过程。

第二个变化是未来产出增长的预计。早期版本的DICE模型和其他的综合评估模型往往有一个停滞的偏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迅速下降。当前版本假设全要素生产率在下个世纪，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快速的增长。

第三个变化是，在几个地区和世界的二氧化碳产出比将较少的快速下降，这反映了过去十年的观测。此前的趋势（至2004年）表明全球快速脱碳的速度在每年1.5％和2％之间。通过2010年的数据表明，脱碳已经接近每年1％。新版本假设，有条件的产出增长，不受控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以前的模型假设的速度快每年0.5％。

第四个假设涉及损害方程。这种变化是在上面已经讨论，这里将不再重复。

第五个变化是重新校准碳循环和气候模型到最近的地球系统模型。CO2积累的平衡和瞬态影响匹配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使用的模型（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科学2007年），这与第五号报告的初步运行几乎是相同的（http://cmip-pcmdi.llnl.gov/cmip5/这里有更多最近的报告）。碳循环已经调整，以反映较高的温度下的海洋吸收的饱和度和碳含量。

第六个变化是更新最新的产出，人口和排放数据以及预测。产出的历史数据和预测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100年的人口预测来自联合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二氧化碳信息行动中心，201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欧盟的全球大气研究

排放数据库（EDGAR）。其他外生的强迫来自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评估模型（MAGICC）数据库。地区（特别是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已经改变，以反映不断变化的成分和2012年的结构。

第七个改变是改变测量约定，从碳吨数改到二氧化碳吨数或二氧化碳当量，反映当前大多数价格和经济数据约定。

（2）修改贴现率

最后一个问题关注资本回报率的模型校准。DICE模型背后的理念是资本结构和回报率应当反映实际的经济成果。这意味着，参数应生成储蓄率以及与观测一致的资本回报率（1995年Arrow等人之后，这有时也被称为贴现的“描述性的方法”）。用于校准的回报率数据如下：1、无风险的回报，通常采取的是美国或其他主要的主权债务，范围为每年0 - 1％，取决于期间，概念，及税务状况;2、在成熟市场的大型企业的风险资本回报率在企业所得税后，个人所得税之前，范围是在每年5?8％，取决于期间，概念，及税务状况;3、在流动性不足或不成熟的市场，以及资金匮乏的个人，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一般是远远高于企业的，范围从0到100％，每年视情况而定。在目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是风险和无风险的回报之间差异的解释。这是在的DICE和RICE模型所采取的方法。4、目前还不清楚风险资本回报率和无风险回报的不可分散的风险补偿是多少（这可以称为“资本溢价”作为一个扩展的“股权溢价）。目前的研究中，我假设资本溢价反映不可分散风险; 5、气候投资与系统的消费风险在多大程度相关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尽管诺德豪斯（2008）和Gollier（2013）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