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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农民战争的特点、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唐末农民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三次大起义之一(另两次为秦末和明末)。唐末农民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这次起义明确地提出了“均平”的口号。早在起义之初,王仙芝就已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1,后来黄巢又自称为“天补大将军”2。唐末农民领袖“均平”口号的提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针当时封建社会财富极度不均而提出的反封建的革命性的口号。王仙芝、黄巢提出的“均平”、“天补”具有三方面的经济要求:(一)起义农民农民虽还未认识到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社会贫困死亡的罪魁祸首,因而他们希望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来达到“天补均平”的目的,推翻腐朽的唐王朝。(二)唐末农民的“均平”愿望,还表现要求在征收赋税和差役方面能够平均地摊派,以改变地主豪绅通过各种途径逃避赋役的不合理现象。(三)“均平”口号也反映了在晚唐时代由于土地占有严重不均而引起的无地少地农民的不满情绪。虽然他们对平均土地的愿望还很模糊,但唐时这个口号的提出,可认为是后来李自成等“均田”政策的起步。王仙芝、黄巢起义提出的“均平”口号,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其意义是深远的。更重要的是,在起义中黄巢等农民领袖们还有某些均平的实际行动,例如他们进入长安城内,坚决剥夺达官贵人的财产,“富家皆跣而驱”,称之为“淘物”3。在洛阳,义军也把一些贪官污吏“财产摽掠俱尽”4。他们还在农村驱逐地主,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所以唐大臣郑畋曾辱骂黄巢起义军“广侵田宅,滥渎货财”5。而对一些贫苦百姓,黄巢则赈济之,“见穷民,抵金帛与之”。黄巢在长安统治的三、四年间,长安城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统(黄巢大齐政权的年号)二年(881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前贴了这样一首诗:“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斎。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 (无名氏《都堂南门帖诗》)6。这首对黄巢政权无比仇恨的诗,恰恰反映了农民起义军把均平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行动。

唐末农民战争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流动性。唐末农民战争之所以进行“流寇主义”的游动性,客观原因是唐朝后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引起阶级矛盾的严重不平衡性所造成的。比如,当黄巢起义大军已进攻长安,北方阶级斗争进入高潮时,江南金陵一带却还是“戎马不曾生四鄙”、“湛然一镜平如坻”的一派和平景象7。即使有象阡能、王郢那样的局部起义,但旋起旋灭,未能在全国造成声势,因而不能和王仙芝、黄巢起义汇成全国性的巨大洪流。这样,王仙芝、黄巢起义只能率领一支孤军奋战,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不得不避实就虚,转战各地。另一客观原因是晚唐时期,中央政府实已无力管理全国,各地藩镇割据势力林立,互相矛盾,形不成一支统一的反动大军,这也有利于起义军的夹缝中游动作战。其主观原因则是因为:(一)唐末农民战争的领导者王仙芝、

黄巢,皆出身于私盐商贩,他们长期武装贩运私盐,有与唐朝官府流动周旋的丰富经验,十分熟悉各地民情地理,和江淮、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着的“盐茶盗”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带领的义军在南方一带常常能运动自如,使敌人神鬼莫测。(二)黄巢采用游动作战的方式,还因为吸取了裘甫、庞勋固守局限一地而转瞬即败的教训,因而企图借流动作战坚持长期斗争,最后北上推翻唐朝政府。

唐末农民战争的第三特点是,由于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阶级分化更为加剧,所以除农民成为起义军的主力外,一部分小商人和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起义军队伍,而且成为了起义军的骨干和领导人。王仙芝、黄巢都是属于私盐商贩阶层的人物,这些人有多方面的社会阅历,斗争经验也比以前的农民起义领袖丰富得多。唐政府的苛捐杂税也使不少中小地主破产,他们对唐朝黑暗统治怀有严重不满,其中的一部分成员在阶级斗争高潮中卷入农民起义的激流,史称黄巢家有资产,“稍通书记”,“屡举进士不第”8,实际上也是这种中下层士人的代表。另外农民军中有“王辂等进士数人”9,也大致为中小地主。起义取得一定胜利后,更是“士人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10。也大都为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唐末农民起义为什么失败呢?流寇主义当然是黄巢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样泛泛指出还是不够的,还有别外的原因。黄巢起义失败原因之一,是力量对比上的敌强我弱。唐王朝作为整体,当时尽管已经分崩离析,但藩镇力量的总和,还相当强大,当农民军一旦建立政权,北方的藩镇就联合起来一齐向义军进攻,使起义军面临大敌,难以招架。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沙陀贵族李克用的军事力量也投入了扑灭农民军的战斗,就使黄巢农民军更加处于劣势。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黄巢等农民军将领战略上的失误。黄巢攻占长安以后,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对敌人失去警惕。当伪装投降的唐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密谋会合残余部众向义军反扑时,黄巢却“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无不收克,直至高令公(骈)犹不敢出军敌我,郑相国拟作何计?”11结果郑畋把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关中的黄巢义军四面围攻,终至失败。黄巢所犯的另一个战略错误,是没能充分利用当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当黄巢百万大军冲击两京时,唐王朝已经不可收拾,天下骚动,“谓朝廷不能复振”,所以开始时,许多藩镇都倾向于黄巢的大齐。当其时,如果黄巢能及时对敌对阵营分化瓦解,客观条件是完全可能奏效的。但黄巢忽略了这一点,常常孤军作战,遭致了最后的失败。

第三个失败原因是,黄巢起义军毕竟是单纯的农民起义,他们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发展和生产的建设性的措施。进长安以后,义军仅依靠“淘物”的消极办法来筹集军粮军饷,没有长远的经济政策,尤其在战争时期,各地“农事俱废”,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又坚壁清野,企图用饥饿困死在长

安城中的革命政权,因此黄巢金统三年(882年)造成“关中大饥”的情况,严重到长安城中米价涨至三十缗一斗,最后出现“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尚让为黄巢宰相)的极度粮荒12。这些情况,迫使黄巢起义军最后不得不退出长安。

唐末农民战争失败的第四个原因是领导集团内部的分化。有些出身于不得志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军始终三心二意,他们看到形势不利于起义军时,便产生动摇,甚至密谋降敌,如在唐朝“三岁不及第”的福州人谢瞳,投奔黄巢起义军后,一直心怀异志,最后终于成为劝诱朱温叛变投唐的重要谋士。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原先也是“少且贱”,不为唐朝所用而参加起义军,最后则与黄巢政见不合而被杀。至于投机分子朱温,也在黄巢大齐政权遭遇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发生动摇,终至在谢瞳等的劝降下,叛变义军投奔了唐。继朱温之后,原为黄巢得力大将的李谠、葛从周、张归厚也相继降唐,因而引起黄巢义军内部的极度混乱,极大地削弱了义军的实力。

唐末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我国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首先,这次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王朝,虽然在黄巢起义失败后二十多年(907年)唐王朝才最后灭亡,但它早已成为一具名存实亡的空架子,只不过是朱温玩于股掌之上的玩物。其次,这次农民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尤其对士族地主这个统治中最腐朽的阶层以致命的冲击。黄巢起义军给魏晋以来横行一时的“自谓清流”、“门胄高华”的士族地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宋人郑樵在《通志》里形容自唐末农民战争以来,门阀地主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13。唐末农民战争对有唐一代为非作歹的宦官集团也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朱温在起义结束以后,一举斩杀了全部宦官。此外,农民起义还沉重打击了僧侣地主这一特权阶层,农民军所到之处,“禅侣分散”,不少僧侣地主“引颈待刃”,为义军所杀14。经过这次摧枯朽的打击,寺院经济大为削弱。唐末农民战争的第三个重要历史作用,是迫使五代十国时期某些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对人民施行了一些缓和政策,从而使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如南方吴国的开国者杨行密,出身“世为农夫”,“自言不敢忘本”15,闽国的王审知亦能“为人俭约”16,后周的郭威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17?湖南的周行逢也“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业而无私”18,都说明这些新的统治阶级吸取唐末农民起义的教训而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最后,唐末农民战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平”口号,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其后两宋王小波、李顺,方腊,钟相杨么的“平等”、“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口号和措施,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明显是黄巢起义“均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一点说,唐末农民起义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