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二三事简析

对于中国近代史，即处在1840年至1949年这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管我们是以怎样的立场去试图了解这段于中国而言发生太多变故的历史，蒋介石都是绝对无法绕开的一个人。本文就蒋介石的一些事情简要分析其发生的必然性，渐而对蒋介石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一点局部的解读。

“赴难”永丰舰

“1922年6月粤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得孙信任器重。”

这是对当年蒋介石赴永丰舰护卫孙中山的一段记述。

在此之前，蒋介石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甚或从事交易所投机生意。可以说，蒋的政治生涯开始并不是很顺畅。但他恰逢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的这个节骨眼，蒋介石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他很明显看到了这个时机，也很好地把握住了。然后就出现上述“勤王”的一幕。

蒋介石的政治获益非常地巨大，孙中山当时对于蒋介石的到来，说了一句：“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其言语之分量，可想而知，随即便委蒋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表示在患难之中，随侍左右，安危共仗，生死相伴，孙中山更是感动得涕泪纵横。

“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翌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政党务。”

蒋介石又在后续处理中玩了这很巧妙的一招，区区1.5万字，以日记体形式，从6月15日到8月15日，记载孙中山整整两个月的行程和事迹，简要清晰，于此年10月份在上海由民智书局出版，名为《孙大总统蒙难记》，畅销一时，影响不小。书首有孙中山自己亲自撰写的序，书尾有蒋介石本人所写的跋。孙中山在序里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纪殆为实录。”对蒋介石与自己共历一段惊险故事，并撰写印行此书，表示感谢和高兴，大加褒赞。

至此，蒋介石成功上位，为其以后的政治上升提供了切实稳当的途径。

“四一二”事件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革命群众。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历史中已有定论的一段阐述。

就蒋介石发动这场事变的原因，依据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推测，可能有以下几点：

其一，国民党党内部分有识之士对于中共政治理念的认同，决定加入到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事业中去，这引起了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极大警惕和不安。这个问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信仰问题，是其部分政治政策不得人心的直接后果；

其二，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阶级统治的底层，引发蒋介石对国民党政权掌控国家的忧虑；

其三，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论”使斯大林在对待中共以及蒋介石的态度上明显偏向后者。“在殖民主义国家，急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苏联的教唆也促使了蒋介石发动这次事变。

其时中国共产党的兴起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之下的产物，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客观上为共产革命的兴起培育了肥沃的土壤，而中共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加上一大批早期追随中共的有志青年也促成了共产革命早期的兴起。客观而言，这个是蒋介石所无法阻挡的。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这是这次事变的后续结果，极大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后的政治走向。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 ”

就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立场，单就其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有部分存在的合理性的。其时以国军的战力与日军相抗衡，无疑以卵击石，但是从整个国际大环境，从长远发展，从蒋维持整个国民党的统治角度来看，“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不失为一个较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而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容许在政治立场异于自己的在野政党拥有武装力量，这势必会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地位，从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立场而言，当时所进行的“剿共”是“理所应当”的。便有其《告全国同胞书》中所言：“故

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蒋的武力解决问题表明其没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这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之一。

而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政治轨迹。

蒋介石日记

日记是最私密的表达方式，蒋介石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坚持写日记，从1915年至1972年没间断过，这些日记，对于中国对于蒋介石，都是历史关口。

1931年10月7日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九一八”刚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有很大部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1933年6月3日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这是在蒋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在日记中写的一些话，流露出了其内心的痛苦。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1935年8月21日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蒋介石在日记中表明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这与毛主席提出的《论持久战》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相合。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介石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

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早在1926年3月26日，蒋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3月5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

我们无法通过几件事就轻易地断言蒋介石这个人如何，也无法用几句话来描述这个历史人物的原貌，但从发生在他身上的几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部分性格特点，以及围绕蒋的那段历史的原貌。

本文最后附上几句名家对于蒋的评价：

“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胡适语。

“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黄仁宇语。

“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布赖恩?克罗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