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不再重要 精校版
《哈佛商业评论》（2003年5月）
（IT doesn’t matter） 作者：美. Nicholas Carr
随着信息技术的能力的增强以及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它的战略重要性已经消失了。进行IT投资和管理的方式也需要进行重大的变革。
1968年，一个年轻的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Ted Hoff发现了一种将计算机处理所必须的电路放在一片薄薄的硅片上的方式。他发明的这种微处理器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台式机，局域网和广域网，企业软件，以及因特网——它改变了商业世界。今天，没有人会质疑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商业的支柱。它巩固了单个企业的经营，把分散的供应链联系起来，并且也日益将企业和它所服务的顾客联系了起来。要是没有计算机系统的支持，美元和欧元的交易将无法进行。
随着IT能力的扩展和以及越来越普遍的存在，公司开始把它看作一种成功的更为关键的资源，这在它们的支出习惯中反映得非常清楚。1965年，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所作的一项调查，美国企业中投向信息技术的花费不多于5％。随着80年代初期个人电脑的应用，这个比例上升到15％，到90年代早期，它已经达到了30％多，而90年代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50％。即使是最近技术支出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全球商业领域每年花在IT方面的费用依然高达2万亿。
但是对IT的崇拜还不仅仅停留在金钱的花费上，它还明显的表现在高层管理者态度的转变上。20年前，大部分管理者都认为电脑是无产阶级的工具而轻视它，认为它就是更高级一点的打字机和计算器而已，是低层职员如秘书、分析员和技工使用的东西。要让一个管理者来碰一下键盘，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更不会将信息技术考虑进它的战略思考中了。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得到彻底的改变。CEO们例行要谈的东西就是信息技术的战略价值、如何利用IT来获取竞争优势以及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许多公司在高层领导团队中还设立了CIO的职位，有的请战略咨询公司做咨询，为它们提供如何通过IT投资的杠杆作用来实现差异化和竞争优势的建议。
在这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简单的假设：随着IT力量的增强和IT的普遍存在，它的战略价值也增加了。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甚至是一个直觉。但是它是错误的。使一项资源真正具有战略性的要素，也就是使它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不是普遍存在，而是稀缺性。你只能通过拥有一项对手不拥有的东西，或者做一件对手做不了的事情，来获得优势。如今，IT的核心功能——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传输——已经是随处可以得到，并且谁都负担得起了。正是这种能力和存在已经使得它们从潜在的战略资源转变为生产中的日用品因素。它们开始变成业务开展中的成本，所有公司都必须为它付费，但是它不为任何公司提供独特之处。
IT最好被看作是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系列被广泛采用的、改变工业的技术中的最后一项——从蒸气机到铁路到电报以及电话、发电机、内燃机。在成为商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的短暂过程中，这些技术确实为那些有远见的公司提供了机会。但是随着它们越来越容易被获取以及成本的降低——当它们变成一种普遍存在—－它们就变成了日常性投入。从战略的视角来看，它们变成无形的了，它们不再重要。这就是今天信息技术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它对公司IT管理的深远意味。 正在丧失的优势
许多评论家已经对比过IT的膨胀，尤其是因特网，和那些更早期的技术推广之间的相似性。然而，它们大都不是围绕与技术相关的投资模式——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就是技术在改造整个工业甚至经济运行情况中所起的作用。很少有人提到在企业层面上，技术影响或者不能影响竞争的方式。而正是在这方面，历史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些最重要的教训。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一下私有技术和基本设施技术。私有技术可以被一个特定的公司实际有效的拥有。例如，一个制药企业可能一种特定的化合物拥有专利，这种化合物是某一类药的基本组成部分。一个工业制造商可能发明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运用流程技术，这种技术是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一个生产消费品的公司对于一种新的包装材料可能拥有排他技术，这种材料给予它的产品比竞争品牌更长的货架寿命。只要它们仍然受到保护，私有技术就可以成为长期战略优势的基础，使得公司比他们的对手获取更高的利润。
基础设施技术，与之相比较，在被共享的时候可以提供更多的价值，而不是被单独使用。假如现在是19世纪早期，一个制造公司对建造铁路的所有技术拥有所有权，如果它愿意，该公司可以也只能在它的供应商、它的工厂以及它的分销商之间建造私人拥有的铁路线，并
在铁路上运行它自己拥有的火车。这可能也运营的很有效率。但是，对于更宏观的经济来说，这种安排所带来的价值与建造一条公共的铁路网络，连接多个公司和多个购买者所带来的价值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基础设施技术的特点及其经济学，，使得它们不可避免会被广泛的共享，它们将成为普遍的业务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无论是铁路、电报线路或者发电机。
然而，在它形成的早期，一种基础设施技术可能采取私有的形式。只要获取技术的途径受到限制，——通过物理限制，知识产权，高额成本，或者缺乏标准——公司就可以利用它来获取比对手更多的优势。在第一座电站建造期间，大约是1880年以及电网布线时期，大约是20世纪初，电力在当时依然是一种稀有的资源，那些有能力拥有它的制造商——例如，通过把工厂建造在发电站附近——通常获得更重要的优势。本世纪初美国最大的制造螺帽和螺钉的公司Plumb、Burdict和Barnard公司把厂址选在纽约Niagara瀑布附近不是偶然的，那个地方正是最早的大规模水力发电工厂的所在的地方。
对新技术的应用更有洞见的公司也能够获得优势。电力的使用依然是一个例子。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制造商仍然依靠水力或者蒸气来开动机器。那个年代的电力来自于单一的固定的资源——比如磨坊边的水车，同时还需要精心设计的滑轮和传动装置来把它运送到各地的工作站。当电力发动机出现之后，许多制造商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单一资源的替代物，用它们来给滑轮和传动装置供给动力。然而精明的制造商看到了电力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它可以很容易的分配，它可以直接被带到工作站。通过在工厂接上电线，在机器上装上电力发动机，他们就可以无需使用那些笨重的、机械的成本高昂的传动装置系统，从而比那些动作迟缓的竞争者获取重要的效率上的优势。
除了可以使新的、更有效的运行方式成为可能之外，基础设施技术经常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变化。有远见的公司往往行动更为迅速。19世纪中期，当美国大举铺设铁路的时候，长距离运输货物已经成为可能——通过大量的蒸气船。商人们认为铁路运输也基本就是沿用蒸气船得模式，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提高。但实际上，铁路的速度、容量以及所到之处之广，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产业结构。突然之间，装运产成品变得经济划算，而不是原材料和工业部件。广阔的消费者市场开始形成。认识到这个巨大机会的公司争先恐后的建造大规模的，大量生产的工厂。由此产生的范围经济使得他们吞掉了那些当时主宰制造业的小型的地方性的工厂。
然而，管理者经常掉进这样一个陷阱：认为取得优势的机会是永远都存在的，事实上，从基础设施技术中取得优势的机会只是暂时的。当技术的商业潜力被广泛的认识到，大量的现金就会不可避免的流向那里，它的扩张进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进行。铁轨，电报线，电力线的铺设和架造概莫例外。（铁道线的铺设夺取了无数劳动的生命，以此可见这种狂暴方式的激烈程度）。在1846到1876的30年间，据“资本时代”的报告统计，全球铁轨的长度已经从17424千米增加到309641千米。同时期，蒸气船的排水量也139973增加到3293072吨。电报系统的传播更为迅速。在欧洲大陆，1849年仅有2000英里的电报线，而20年以后，已经有110000英里了。电力的发展也是这种模式，投入使用的中央电站的数量从1889年的468个增加到1917年的4364个，每个电站的发电量增加了10多倍。 好东西泛滥成灾
许多专家都指出，90年代对信息技术的过度投资和19世纪60年代对铁路的过度投资遥相呼应。公司和个人都被技术中似乎隐含的无穷的商机迷花了眼，而在不完整的业务和产品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更糟的是，资本的流入导致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破坏了整个工业。 我们只能希望类推到此为止。19世纪中叶铁路的繁荣（以此紧密相关的技术还有蒸气机，电报）不仅导致了广泛的生产能力过剩，而且还有产量的大增长。两者结合起来带来了20年的大萧条。尽管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生产增长强劲，但是价格体系崩溃了。在英国，那个时代的经济强国，价格水平下降了40％。由此，企业的利润也消失了。公司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就眼睁睁的看着它的价值被侵蚀。随着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经济上的病症就覆盖了全球。“对未来不断进步的乐观让步给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痛苦感”历史学家D·S·Landes这样写道。
当然，今天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假设历史将会重复是极其危险的。但是面对公司拼命追求利润的行为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动荡和衰退，我们假设它不会重复也是很危险的。 在扩张期的最后，单个企业获得优势的机会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争相投资造成了更多的竞争，更大的容量，以及崩溃的价格，并且使得技术可以广泛的获得和支付得起。同时，扩建迫使使用者采用通用的技术标准，造成私有系统过时。由于最佳实践开始得到广泛的理解和仿效，甚至技术被使用的方式也开始变得标准化。实际上，最佳实践最终都成为基础设施本身的一部分。例如，在实现电气化之后，所有的新工厂都带有很多分布良好的电力出口。技术和技术使用模式都有效的日用品化了。在基础设施技术扩建之后，大部分公司所能获得的唯一的有意义的优势就是成本优势——即使这个优势也很难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