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于阐释研究，把人类学断然归为人文学科。埃文斯·普理查德的人类学其实就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反应，仍然在拉德克里夫·布朗的人类学普遍理论框架的范围内。

克利福德·格尔兹是当今在人类学领域内外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他的阐释主义标志着人类学的一种积极运动，即把理解文化中的细小问题作为研究的终点。无疑他的理论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铺平了道路。他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著作《文化的阐释》（Geertz，1973）和《著作和作者》（Geertz，1988）是阐释主义的理论核心主干。《文化的阐释》书中总结的方法是一种“深描”。 格尔兹认为人类学是与“全球”的密切互动下对“本土”的理解；呼吁重视文化中的细节问题，即使是文化的琐碎方面；提出文化是一个符号体系，只不过在其间有社会行为的发生和政治权力的产生。他以无与伦比的流畅笔调解构了人类学中一些常见概念，例如：“文化”、“世界观”、“艺术”、“习俗”和“习惯法”。 格尔兹的代表作还有：《爪哇的宗教》（1960）、《巴厘的亲属关系》（1975）、《农业革命》（1963）、《伊斯兰世界观察》（1968）等。格尔兹的著作对许多人来说整体看是人类学范例。

尽管格尔兹的阐释主义还存在问题，但比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理论相比，田野民族志的细节描述更有深度和隐喻更加丰富。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现代主义而言的。在法国，结构主义在人类学以外的领域被当作“现代主义”最后的堡垒而受到攻击。因此，一种新的“后现代”世界观产生，认为世界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它的知识层面，世界已经超越了现代主义，发展到后现代阶段。这些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渗入到人类学。

后现代主义者在人类学的质疑中产生了一些新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思理论、东方学和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思已经成为早期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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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代表性的著作是《自我与科学态度》（Okely，1975）。

后现代人类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权力的兴趣。标志性的成果是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东方学》（Said，1978）。萨义德抨击西方创造了东方这个概念，借以通过贸易、殖民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掠夺而控制它。即通过“东方学”把权力作为殖民和后殖民话语体现。

詹姆斯·卡里尔编辑出版了一本《西方学》（Carrier，1995a）。他对萨义德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卡里尔提出人类学在西方学上现今有三种盛行的趋势：一个是自我反思的倾向；一个是对“创造传统”的兴趣越来越浓；还有就是对西方自身的田野民族志越来越关注。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已经呈加快的趋势。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学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对象。全球化涉及人口转移（例如劳动力迁移）、技术、资本、科技和科技知识，以及符号意义（例如“现代化”、“全球化”本身、“本土化”、“再本土化”，以及比如在欧盟各国的“公民身份”新概念）的转移过程。然而，人类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究竟是否有“话语权”？有多大的“话语权”？却是摆在面前的一大“难题”。

二、读格尔兹著作《文化的解释》的体会

1973年克利福德·格尔兹出版了《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它对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了“震撼性”的冲击。书中，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入手，梳理了人类学史上文化概念的源流，批评了前人由于对文化概念理解模糊导致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阻滞，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反思，试图找出新的思路。

书中总结的理论方法格尔兹称之为“深描”，也是格尔茨文化解释主义的真正核心概念。

格尔茨的理论抨击了两个观点：一是试图解释一切的“大概念”；二是整体性地系统地解释社会以及文化现象的说明方式。

格尔茨举例说克拉克洪的“文化”概念，包含11种不同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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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变得臃肿而没有说服力。而整体性的社会学说明，在格尔茨看来，由于建构具有形式次序的无懈可击的描述，貌似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没有人会完全相信他其实实际存在，这种做法到头来只会使分析（甚至是学科）丧失信誉。比较典型的就是帕森斯的AGIL理论，包容一切，但有臃肿迟钝，让人望而生畏却并不信服。

针对这种大而无当的做法，格尔茨提出的对策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展开解释，在社会现象所处的具体的文化背景寻找它的意义。有几个观点需要强调：首先是寻找意义，不是寻找规律。在《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明确提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所以，研究的目的就不再是找到整个社会中在功能上互相支撑的一整套结构性的制度，在这个结构中给出这种社会或者文化现象的功能性说明，而是就一个现象给出它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所具有的意义加于阐释，也就是这个文化及其中的人们给它的说法。其次，透过对具体现象的意义的解释，进行的自然是对一个文化的透视。格尔茨的文化概念，采用的是韦伯的说法：“人是悬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有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这个意义之网才是人们看待他们的生活的真正方式，只有理解了这些共享的说法，那些具体的现象才能得到理解。第三，对对象进行意义解释的文化只能是具体的文化，所以不是不关心是否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文化，而是在不了解各个具体的文化之前无论是采取文化的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立场，都是奢侈的和不稳当的。只是每次都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文化背景中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貌似是在实践上奉行了相对主义的文化观。第四，这种文化的透视只能是局部的透视，不是完整的描绘。由于奉行由点及面的解释策略，而且“每一次认真的文化分析都是从无开始，都在其理智耗尽前所达到之处结束”，所以一种完备的文化解释几乎等于说整个文化解释学的完成，这样的话即使有人说，也不会有人信。第五，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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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解释还不是一种精确的解释，而是可能解释。格尔茨认为，把文化当成文本进行解读，作为解读者的人类学家要实现主位分析是不可的，人类学著述只是第二三等级的解释，因为能进行第一等级解释的只能是生活在那个文化之中的人。所以，文化解释不是追求精确的科学，而是追求深刻，即“文化分析本质上是不完全的，他越深入，越不完全，用那些事加上费解的难题折磨那些敏感的人们，正是一个民族志学者的所作所为”。

格尔茨阐释文化的目标是：通过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文化符号），透视其背后的意义，达到对“异文化”的一种较深刻的可能解释。用格尔茨的话讲就是：“说清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减少陌生背景中的陌生行为引起的困惑”。要实现这种对陌生文化的熟悉，格尔兹提出的方法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

“深描”是格尔茨借用自哲学家赖尔（Gilbert Ryle）的一个概念。在论述这个概念时作者同时借用了他的“眨眼”的类比。一般情况下的不经意的眨眼与有意的挤眉弄眼，行为相同，传达的意义却差别巨大。我们甚至无法辨别二者什么时候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或相悖的。对人的行为进行照相式的描述充其量只是赖尔所说的“浅描”，这也是一般意义上从事民族志的工作。而作者认为民族志真正的对象是分析解释行为和现象包含的意义结构即“深描”。

格尔茨认为深描就是要把透过一个微观文化细部反映出来的社会通用密码以及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揭示出来。把握一个文化的意指结构，并将它翻译出来，通过它使一个文化中的行为变得不那么令人困惑，变得容易理解。这就是民族志要从事的“深描”。

那么，“深描”如何实现呢？格尔茨认为，不存在普遍的文化解释理论，但是，他同时反对在进行文化解释时采取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态度，要把对符号的解释紧密地与具体的社会事件及场合，即普通生活的公众世界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虽然格尔茨没有明确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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