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治民教授主要就月亮湾遗址发现夏文化层和石璧残件、炼渣等现象、该处出土陶器所对应的三星堆遗址分期、月亮湾遗址二期文化所表现出的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等问题谈了看法，建议在今后的发掘中注意寻找月亮湾二期文化、地层。基于三星堆与宝山文化出土器物表现出的某些联系，他还建议在将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应着力于二者交通互动问题的考辨与发覆。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的重大发现使三星堆遗址广为世界所知。“三星堆”在早期国家文明起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三星堆文化所深刻揭示出的古代巴蜀的独特文化模式、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论断的理论内涵，使它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不仅是古蜀文明、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且如最近有学者所论，夏商周中原文明之外唯一的国家起源就是三星堆文明。三星堆考古成果的重要性于此显见。
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研究员首先对四川考古界前辈对三星堆考古事业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表示了由衷敬意，对三星堆考古成果和该遗址的重要性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三星堆”是解决古蜀文明、长江上游文明若干问题的关键点。其次，他就四川先秦考古的未来工作提出看法：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我们应如何进一步寻绎文明旧踪并与其文化精神主线相遇？应如何以更全局、更精到的考古探研去拂开历史尘埃以重现古文明光华？作为考古工作者，对此应有高远而深刻的思考，不能满足于既往成果。他介绍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拟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发掘，主要在山前地带找寻遗址，建议三星堆考古未来发掘进一步摸清古城城内布局、城墙关系及城外广大区域，弄清其整体形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永宪教授认为，四川先秦考古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相较，毫不逊色，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意义重大，在“三星堆”这个点上，体现出了四川田野考古的最高水平。
四川省博物院院长盛建武、金沙博物馆副馆长朱章义研究员、三星堆博物馆顾问敖天照、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彬教授等均对加强业务单位合作的建议表示积极赞同。其中，朱章义研究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田野考古和研究方面，希望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及川大考古系等科研单位加强合作，二是希望金沙博物馆与三星堆博物馆加强博物馆各项工作的合作，三是希望通过四川文博界彼此的合作努力，将“古蜀文化”这张四川名片、中国名片打造得更好更精。敖天照先生提出，三星堆的学术价值还有待于更深层次的研讨，相关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资料亟待公布，建议川大、省博物院能将搜集、保藏的三星堆早期实物和文献资料尽快整理、公布，以促进三星堆和巴蜀文化研究。白彬教授认为三星堆遗址目前发掘面积仅8000多平方米，可进行的研究课题相当多，未来需着力解决的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址规划布局与城外格局，建议相关科研单位能整合技术力量与学术力量，共同携手，一起攻关探索。
三、 关于三星堆博物馆建设、三星堆遗址保护与展示及研究工作
春风秋雨，短楮长笺。三星堆研究与田野考古相辅相成，从“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到“广汉文化”的提出，从“三星堆文化”的认同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确证，从对古蜀王国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的考辨到将三星堆出土资料纳入欧亚大陆历史的整体研究之中，铭刻了考古学人和巴蜀文化研究者辛勤耕耘的心路历程。而三星堆博物馆作为集中保藏、展示、研究三星堆文物的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自其开馆以来即备受世人关注和赞誉，迅速跻身于中国著名博物馆之列。三星堆研究院作为全力打造的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专业机构，自建院以来也成果频出，获得了学界广泛好评。 三星堆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三星堆研究院副院长、广汉市文物局局长张跃辉主要就三星堆博物馆既往成绩、目前工作和将来计划等谈了三点：其一，三星堆博物馆的不断精进发展
和今天所取得的业界地位与国际声誉，与学界专家学者、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业务单位多年来对三星堆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其二，全面实施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工程，定位为“遗址公园”，将遗址内众多的遗迹景点与博物馆连为一体。保护方面，包含地面城墙与地下遗迹（集中在文化层密集区域）的保护，并积极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项目的发掘；展示方面，展示重心系以古城为中心，形成西城墙遗址、月亮湾遗址、一二号祭祀坑、马牧河历史景观等四大遗址展示区。建成后，三星堆古遗址公园将再现史前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长江上游文明的沧桑与厚重。其三、三星堆博物馆目前即将着手文物保护中心的修建。文保中心职能包括“广汉文物中心库房”功能和“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文保中心建成后，将能更加科学有效地保护三星堆历史文化遗产及广汉其他文物，并将作为公有资源，建设成开放性研究基地，对游客全面开放，为其揭开三星堆文物修复工作的“神秘面纱”。此外，还将修建游客互动中心和游客购物中心，以对景区旅游进行有益补充，进一步提高总体接待水平，使三星堆景区整体升级。
王毅研究员首先对三星堆博物馆办馆模式对金沙博物馆工作的启发、借鉴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并就研究工作提出，学术研究必须秉持开放的胸襟和务实态度，目前巴蜀文化的研究格局是省内专家多、成果多，省外则反之，因此需要四川考古者和研究者一方面及时对外公布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一方面还应积极加强同学界的交流，巴蜀文化研究者应不断提升、扩大学术眼界和视阈，凸显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全局意义，拓宽研究眼光与思路，推动研究进步。
林向教授强调了两点，其一，三星堆考古与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应以三星堆为学科生长点，以三星堆研究院为平台，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三星堆与古蜀文化研究，进一步办好研究院主编的学术集刊《三星堆研究》。其二，三星堆博物馆即将修建的文保中心非常及时而重要，三星堆青铜器的保护是件大事，今后应将之作为保护研究的重点。
陈显丹研究员就近年三星堆文保成果作了简介：近年已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合作，完成了几项关于三星堆青铜器保护的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最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修复了十余件三星堆青铜头像和面具。
马继贤教授提出，三星堆的重大发现不仅成就了一批专家，多年来也出版了大量学术、科普著作，但其中良莠不齐，有关单位应加强对相关著作的质量把关，净化学术空气，也使一般民众对三星堆文化的理解能得到正确引导。三星堆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今后还应大力推进三星堆研究院的工作，在学术方面多出成果。
段渝教授认为，就学术研究而言，由于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三星堆发掘资料有限，因此目前的研究成果只是阶段性成果，但这些阶段性成果已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这足以证明三星堆富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也寄望三星堆遗址未来的考古工作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及时公布发掘资料，以利于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 中国博物馆学会陈列艺术委员会委员樊一研究员认为，在三星堆博物馆当前的各项业务工作中，从内到外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而自身发展的核心又在于陈列展览。三星堆博物馆必须不断开拓、继续前进，不断提高其陈列水平和质量，才能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态势下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辜负政府和民众对我们的信任和厚望。他表示，作为三星堆博物馆历次陈列的总体设计者，在陈列学和陈列展示方面当继续为三星堆博物馆出谋划策、贡献心力。 李永宪教授认为，三星堆博物馆的设立和该馆将建的文保中心，其与考古成果相结合，是很好的生长点，四川考古成果、文博水平藉此展示给公众。随着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新建，其在陈列展示、文物保护等方面“中心”形象将更加突出，希望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再接再厉，集中优势，将之打造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重镇，将三星堆博物馆打造成同类博物馆中的最高水平。
高大伦院长就座谈会讨论所形成的共识作了简要总结，并介绍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下一步工作：其一，三星堆是四川考古之源，也是四川考古人才的摇篮，未来的遗址考古工作一如既往地需要上级部门、学界前辈的关心和支持，并希望相关科研单位和文博单位携手合作。其二、《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1980～2000）》正式出版后，将举行重要的学术座谈会，望学者专家积极参与、合作研究，下一步还将完成国家文物局重点工程之一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四川分册之编纂。其三、回顾80年以来的三星堆考古工作，是一个不断精进的历程，尤其是1956年以后的发掘及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相比于国内诸多知名遗址如良渚文化遗址、殷墟等，三星堆发掘面积最少、资金投入最少，而取得的效益是最大最高的。另就三星堆已发掘的面积而言，虽仅是整个遗址的冰山一角，但其出土文物与同类的遗址出土文物相较，已显示出其独特性和不可比拟性。可以断言：三星堆地下还有丰富密集、种类众多的文物，大量的古文明信息还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此次座谈会收获甚丰，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三星堆发现80周年历程并进行了反思、总结和前瞻性思考，气氛活跃热烈，在三星堆考古成果、三星堆遗址在巴蜀文化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共识，并就三星堆未来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博物馆文保、遗址展示等工作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通过认真梳理、吸收本次座谈会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必将有力推动三星堆事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