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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
2009．2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静安路5号 邮编：610068 电话：（028）84760567 网址：http://www.bswh.net 电子邮件：lc@bswh.net
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2（总第18期）2009年6月30日
目录
最新成果
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段渝(1)
欧洲人眼中的大凉山罗罗（彝族人）屈小玲(11) 成果推介
《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正式出版（18） 学术交流
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18）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召开（19）
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八十周年专家座谈会综述吴维羲（20）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92
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 段渝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一 藏彝走廊是中国西部的民族和文化走廊，在先秦秦汉史的时空范围内，这条走廊的流动性尤其明显，它的民族和文化内涵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显著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而不是像文化板块那样具有稳定化和一成不变的特点。 关于藏彝走廊的名称和内涵问题，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做过说明〔1〕。费孝通先生谈到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2〕 ，藏彝走廊是其中的一条。对于藏彝走廊的含义，李绍明先生从民族走廊的理论问题、藏彝走廊范围问题、考古学问题、民族史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等八个方面进行过深刻阐释〔3〕。依据费孝通先生和李绍明先生的研究成果，本文所讨论的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指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而丝绸之路，是指从河西走廊至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和从川滇至缅印、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的关系问题，李绍明先生曾从民族学和民族史的角度，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进行了深刻讨论〔4〕，文中也提到西北丝绸之路大体与西北民族走廊相当。童恩正先生曾于1980年代提出 “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5〕主要从中国国内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角度讨论先秦秦汉时期分布于长城内外、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民族文化传播带，其视野基本上局限在国内。许倬云先生认为，童恩正先生所划的这条传播带，还应该向南北两头延伸，向北应越过长城以北草原地带，向南应该延伸到中南半岛，这实际上应该是一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带〔6〕。许倬云先生的看法确为精辟之论。
就童恩正先生所讨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言，它从中国西北到西南的一段，正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这在李绍明先生的上述论文里已有明确阐释。就这条走廊的外部通道而言，在它的南北方向都有着漫长的延长线。在藏彝走廊的北方，由甘青高原西行经河西走廊和西域至近东和小亚细亚，并由甘青高原向东延伸，越过北方草原地带，直到
俄罗斯。藏彝走廊北面这两条线路，向西的一条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现称为北方丝绸之路，向东的一条即是草原丝绸之路。藏彝走廊的南方，由横断山向南，一直向南伸展到中南半岛，并从横断山脉南端向西经过南亚印巴次大陆延伸到中亚、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藏彝走廊南面这两条线路，向西的一条即是著名的蜀身毒道，向南的一条称为安南道（包括步头道和进桑道），这两条向南的线路又合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从地图上看，藏彝走廊连同它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就像两个头向外、尾相连的巨大的Y字，深深地刻印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之上。因此，藏彝走廊实际上是一条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国际走廊，是一条具有国际性和国际意义的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走廊。
分布和往来于由藏彝走廊所连接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和文化相当众多，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一些族群和文化涉及当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一条古代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和民族迁徙往来十分集中的地带，它的外延远远超出了今天中国的范畴。 二
研究表明，先秦时期，在藏彝走廊南面即中国西南地区，由于以三星堆文化为重心的古蜀文明的历时性传播和推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相继产生了青铜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酋邦组织形成，推动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的演进。由于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先秦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从分散的后进状态逐步走向文明，初步形成了在古蜀文明影响和制约下的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状态，这对秦汉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国文化大家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古蜀文化对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 中国西南地区早在史前时代就与缅、印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发生了文化交流，饶宗颐先生在《梵学集》中分析道，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的。他又举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认为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马亚来与马来族的素梦、招魂巫术，与中国南方的楚风亦多相似，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7〕。 李学勤先生精辟地指出：“三星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在于海貝的存在，只有将这一遗址放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深入认识其文化性质及历史意义。“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以往在商代晚期的都邑殷墟，曾经看到一些有关线索，例如，三十年代发掘的小屯YH127坑中的“武丁大龟”，生物学家伍献文先生鉴定为马来半岛所产；八十年代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收藏里选出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也是缅甸以南。再有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粘附的一些织物痕迹，台湾学者检验认为是木棉。另外，越南北部出土的玉牙璋，形制纹饰特点表明与三星堆所出有密切联系，已为学者周知。”〔8〕
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据有显著的地位，尤其在中国文明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春秋以前，中国西北方面的民族移动尚不剧烈，由西北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迁徙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当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里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旧译西徐亚）在西梅里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 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葛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9〕。这一时期，从西北方面经西域或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存在较多的困难。西南方面则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10〕，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从西南夷道出境外，由此至缅、印而达中亚大夏（今境阿富汗）、西亚，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从西域探险归来后向汉武帝报告时指出：“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
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11〕这表明，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西南地区出中国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张骞，城固人，亦即蜀人〔12〕，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
除西南夷道这条主要线路外，南方丝绸之路还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还包括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其中有位于“正南”的“产里、百濮”等族，即在东南沿海至南海一带。香港南丫岛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部分海贝也来自于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经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由此看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濮系民族之间的联系，其交通应沿红河道和安南道相往还。而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相互往返联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文化因素西渐进入缅印，则是经由古蜀地区出西南夷道再西行而去的。 在藏彝走廊北面即中国西北远至阿尔泰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已同中亚的各种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交流。考古学上，在阿尔泰地区所发现的青铜短剑，研究表明是中亚青铜时代的印欧民族迁徙所传播而至的〔13〕。中国的两轮马车和单人骑乘，也是从斯基泰人那里传播而来的。同时，在中亚地区的一些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商代的一些文化因素在中亚地区亦有分布，表明西北丝绸之路确是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 三
藏彝走廊的南北东西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尤其是它的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就是北方丝绸之路；而它的南方出口，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出口同时也就是进口，古代南北东西的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就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经由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族群和文化与南亚细亚、中央亚细亚、西亚细亚以及东亚细亚南部即中南半岛进行互动与交流。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西方文化因素，和同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文化因素，就是通过藏彝走廊两端的南北丝绸之路进行的。 在从西亚、中亚和南亚传入的文化因素中，柳叶形青铜短剑是一个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因子。
不论历史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没有关于夏代和商代前期使用青铜短剑的记录。迄今为止的各种资料表明，先秦时期的青铜短剑，首先见于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时间是在商代中晚期。关于中国西北方面青铜短剑的出现和来源，卢连成先生和林梅村先生分别在他们的论文里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4〕。关于成都平原的巴蜀式柳叶形铜短剑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起源于中原，或认为起源于陕南。这些认识，主要是基于过去柳叶形青铜短剑在巴蜀地区发现的年代不早于春秋，而同样或类似的剑型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西周早、中期墓葬内有一定数量的发现〔15〕。但是，由于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使这种认识已有重新研究的必有。
1986年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地层中，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短剑，长24厘米〔16〕。同年夏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1件柳叶形玉剑，扁茎，无格，茎上一圆穿，残长28厘米〔17〕，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1985～1989年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中，在第12层出土1件青铜短剑，剑身呈柳叶形，中起脊，扁茎，无格，茎无穿，残长202厘米，年代为晚商。1990年在成都市十二桥新一村晚商地层内又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短剑，残长209厘米〔18〕。这几件柳叶形青铜短剑，不仅年代早，而且形制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