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文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孔子思想中就有所表现。孔子当然主要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但也有出世之想。孔子虽然可以对楚狂人接舆的嘲笑与诱惑不屑一顾，但他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生活却也心向往之，对自己理想追求落空隐隐约约表示出失望和痛苦。

陶渊明以高风亮节为人称道，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为后来的文人学士所折服。陶渊明走的是一条由入世到出世的道路，而且他的出世是非常坚决的。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山林田园中去，融入到平淡无奇的农村生活中去，表明自己与官场和俗世的完全决裂。但实际上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陶渊明那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他隐居以后写下的一些咏怀诗和咏史诗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忧愤是既深且广的。

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始终是困扰文人的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入世与出世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对立的，非此即彼，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他们总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从而也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痛苦。选择入世，意味着面对俗世和官场中的种种烦恼，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以保持与世俗社会的一致；而选择出世，虽然能够保持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但内心深处济世救民的抱负甚至潜意识里的功名思想却时时在折磨着他们的心灵。因此，他们内心往往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这种内心紧张与冲突或者转化为愤激：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甚至玩世不恭，最后走向虚无；或者逍遥世外，不问世事，在山林泉石之间去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但也时常会流露出悲愤和寂寞。

二、正文

1、苏轼早期的积极入世

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并且苏轼早期博览经籍群书，思想上深受六经儒学的影响。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

苏轼生活于北宋中期号称“百年无事”年代。其实，北宋自立国以来，北有契丹雄峙，时寇边陲，西北党项人之西夏时附时逆，滋扰不断，这种情形，赵宋王朝自身也很清楚，然忧于唐季教训，为防军事割据，自“杯酒释兵权”后，文官执政，军权集中，边防虚弱自不可免。北宋外患频仍，内忧亦重。“三冗”之累，直接造成北宋的财政危机。内忧外患困扰的赵宋王朝子民，逐渐从安于宋初安定和经济发展满足感到呼吁求“变”，“变风俗，立法度”为普遍呼声，于是，范仲淹积极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激进变法，司马光极力抵制王安石，其闻风波不断。苏轼也曾积极发表改革旧敝的主张，不管见解是否合乎时宜，总是坚持己见，积极“入世”。

由于苏轼跟王安石在变法的看法上有出入，无奈请外任到杭州，徐州，密州。在地方从政的苏轼更加为老百姓着想，当新法触及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诗人总会用诗歌来抨击时政。如《山村五绝》（其三）：“七十老翁自腰镰，惭愧春山竹笋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诗中写一个古稀老农腰镰爬山寻笋充饥，已经几个月没尝过盐的味道。难道他也像孔子那样，是听了

《韶》乐后陶醉其中而忘了食盐的味道吗？在这里，诗人是用幽默的笔触，刻画出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的真实现状。究其原因？是当时政府实施的“盐法”制度造成的。诗人虽不动声色，却早已用幽默的方式把他的忧民之心包孕其中。［1］

综上所论，苏轼有一颗爱民的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人们的利益出发，进而游离于新党和旧党之外，体现了苏轼儒家的积极入世。

2、壮年受挫，向往出世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标识牌，政治的沉重打击促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用佛道的超然思想直面人生的厄运。但他对佛道的看法有别于他人，苏轼不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归诚佛门”，而是借助佛道思想渡过难关，以求更高人生境界。［2］

从被贬黄州以后的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傲视磨难艰危，谈笑生死，履险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浩然之气”的精神与佛家“当下即是”、“看穿顺逆”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同时，依靠艺术的激情来完成心理的宣泄，苏轼曾经自述：“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试看“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者甚干忙？前事既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叫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雨夜宿净行院》“君看岸边苍石上，石来稿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弛如吾何？”《百步洪》履危难而处之泰然，历沧桑而洞观人生。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此赋先是触景生情，生出古今如梦功业难久，人生渺小年命不永，与求仙无望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失意、生命无常的苦闷与感喟。继而又对这人生之大困惑作出超然的解答。既看到生命流逝，又看到其常住不尽有永恒的价值存在，故无所慕无所憾恨。物各有主，人有定分，惟与江上之清风明月适值相遭，取之于自然而形成恬淡自适之审美人生，从哲思与历史的高度审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一种超脱旷达快乐的人生观。 儒家积极有为于世的“入世”思想是苏轼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乌台诗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在黄州期间以佛老思想来安慰自己，但儒家思想从未泯灭，只是受现实环境的限制，而十分隐蔽，后人雅称为“韬晦”。正如在《与李公择》中所表白的“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笔于生死之际。”实际上，他身居黄州，一直是关切民事的。如他听说官军恢复失地，大破西夏军，大喜过望。作《闻洮西捷报》，纵情高歌：“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他身处逆境，却尽最大能力助世帮人，如他听说黄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消息，“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要求革除陋习，并身体力行，表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吾虽贫，亦当出十千。”黄州流行时疫，他毅然将向巢谷苦求得来的治疫秘方“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