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种男权文化氛围相当浓重的社会里，女性没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能力，女性即使觉醒，命运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她除了觉醒的心，还带了什么去?”的确，五四运动以后，社会部分职业向妇女开放，农村妇女由于经济破产流亡到城市，被工厂主雇用，为的是她们工资低，少数知识女性则被当作“广告”、“花瓶”，以迎合男子一贯玩弄女性的卑鄙心理。中国妇女仍然在被歧视、被损害、被侮辱的生活中挣扎。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说:“??她们从闺阁中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这是因为他们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就得听别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所以“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是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既然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政治生活中，女性没有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在经济生活中，女性没有与男子同样的就业机会和报酬，女性就不可能真正的有路可走。所以“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因为如此，始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觉醒”了的子君，也只能在达此目标后而止步，从而使她虽冲破旧的束缚，却走向了另一种依附。她和许多犯了时代病的“五四”青年一样，并未将反封建、反传统的理性觉悟内化到心理深层中去，真正成为价值规范，传统的女子治内的思想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依附意识还影响着她。所以她心满意足地承担了家务劳动，并为此“倾住着全力”，把所有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涓生身上，把涓生的怀抱视为生命的港口，在小家庭的金丝笼里“麻痹了翅膀，忘却了飞翔”。这种“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生活的依附性无疑给她的命运播下了悲剧的种子，所以当涓生面临失业时，她变得异常的怯弱和消沉，最终还是在生活的压力下，重回父亲家里而孤独的死去。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娜拉走后，“或者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在《伤逝》中正是怀着无限爱护和惋惜的心情，以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反映了父权文化下男女不平等社会中“觉醒”女性无路可走的悲剧命运，更批判了父权文化影响下女性的思想中因袭的传统重负、封建奴性和弱者意识，以此揭示出时代转型期女性悲剧生成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自身原因，以及女性解放的举步维艰。
鲁迅谈到《离婚》时说:“这里的爱姑，本来也富有反抗性，是能够都记下的，可是和《伤逝》里的子君那样，还没有长大，就被黑暗势力压坏了。”如果说子君的悲剧是在揭示父权文化濡染下女性觉醒后无路可走复归依附的话，那么《离婚》所揭示的就是女性为了自身的地位和尊严而向父权斗争的失败。 男权社会里，婚姻历来便是男权至上。男子拥有选择、占有直至抛弃的权利，女性从属于男人、受制于男人，男人掌握着“休妻”的权利，而女性又无独立的 经济 地位，只能任男人摆布而忍辱负重地以男人的意志为中心活着，倘若男人有了新欢，一纸休书便能将旧人扫地出门，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多听到弃妇们悲悲切切的哀婉之声，多看到女性生存的沉重与惨痛。
同是农村妇女，爱姑的性格不同于祥林嫂。她泼辣能干，具有反抗性。她要求妇女有独立人格，与丈夫平起平坐，她不能忍受妻子的地位被剥夺，反对丈夫纳妾或与人饼居。丈夫与小寡妇私通，她就骂丈夫是“小畜生”;公爹偏袒丈夫，她就斥之为“老畜生”;并且表示“我一定要给他们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她把夫家闹得鸡犬不宁;地主慰老爷出面调停，她也拒绝接受;连七大人也不放在眼里。她的反抗的确给人耳目一新、酣畅淋漓之感，使我们看到 中国 女性反抗封建夫权的精神气概。但最终还是在浸染着浓厚父权意识的“七大人”们的压力下被迫屈从，宣告了女性为命运而抗争的失败。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不是一纸休书便可以结束一次婚姻的时代了，但是封建的父权意识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女人依然处于卑贱、被人摆布的地位，毫无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尽管表面看来，爱姑的离婚是那样的“公正”而“堂皇”，最后夫家再加十元钱，爱姑也愿意，双方和和气气分手。但十块钱里却透着爱姑的屈辱和无奈，包含着“七大人”们对妇女地位、人格和尊严的践踏。因为爱姑的离婚，说到底不是自由离婚，而是买卖离婚。
对爱姑来说，离婚是不幸的，在贞操节烈思想依然深重的社会现实中，女性被抛弃，实际上等于生命的终结。因为女子还依赖男子生活，女子再嫁还受社会鄙笑:男子可以另求新欢，逞其“自由”，而女子只有屈辱和苦痛。作品正是通过爱姑抗争的失败，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夫权制度的罪恶，反映了男女不平等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同时我们也看到，爱姑反抗的失败，也是其骨子里的奴隶心态所导致。因受父权文化的濡染，因依然被“传统”深深禁锢着，她的反抗自
始至终是那么苍白无力。她用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教条为思想武器来反抗男权社会，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啊!那么容易吗?”而且自从嫁进夫家后，“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可见其反抗父权文化的理论依据还是封建礼教，并不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主体自觉。她反抗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住“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为纽带的婚姻家庭关系，其结局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在旧中国，妇女处在社会的最低层，从妇女角度人手，更能揭示封建文化的腐朽和封建制度的罪恶。《祝福》、《伤逝》、《离婚》先后从三个层面上表现了女性在父权文化濡染下的生存惨相，以此指明社会改革和妇女解放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经典全集》华文出版社，2009.1.
[2]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7 [3]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4]曹聚仁：《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