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思想性格高尚的一种表现；“大”指词境之大，在气象，在托旨，也就是在思想性。（72）杨保国认为，“重”即沉著，也就是词作情理俱足、运笔优游不迫、出之自然而无人工凿迹的境界；“拙”指的是一种质直朴素的词境，其最高境界是“顽”；“大”首先在托旨，在寓意。“重拙大”是蕙风论词统一的审美艺术准则。重、拙、大的对立面即是轻、巧、纤。“重拙大”也是蕙风所追求的理想词境。（73）魏春吉认为，况周颐针的“重拙大”理论，旨在主张用质朴的语言、致密的笔法，真切地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意，从而形成一种含蓄蕴藉的意境。（74）孙维城等的《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黄山书社，1995年）认为，“重”不只是词格的凝重和沉着，更是作品审美内涵的体现，是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拙”不只是语言的朴拙，更是师法自然、妙造自然的创作观和审美观的体现，“大”不只是大气真力、阳刚之美或常州词派标举的“寄托”，还指人的真实个性和情感。

九十年代中、后期，况周颐及其《蕙风词话》研究有了全面的、整体性的研究专著。孙维城等的《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是一大收获。在“作家论”中，作者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对况周颐的生平、思想矛盾、心灵发展等进行了分析；在“作品论”中，作者以“重、拙、大”理论为词学的逻辑出发点，以“穆境”理论为词学核心，以“词心”理论为关键，系统地梳理了况氏的词学观和审美观。该著关于“重、拙、大”理论的阐释以及对“穆境”观所作的剖析都表现出较强的现代阐释的理念。张利群的系列论文也形成了对《蕙风词话》进行全方位观照的研究态势，这些论文对《蕙风词话》所包含的主体精神、艺术辩证

法、风格论、“词境”说、灵感理论、构思理论、立意理论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75）如在《〈蕙风词话〉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文中，作者对《蕙风词话》以“意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从情景交融之境→言外之境→静穆之境逐层递进的结构层次中展示出意境理论的内涵和特点作了细致的深入的剖析。（76）在《“词境”说:灵感理论揭秘---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构思理论》一文中，作者还提出了《蕙风词话》之核心“词境”说是从创作构思角度来论述灵感现象的这一新观点，认为况氏所说的“词境”形成过程也正是灵感发生的过程，也即静---寂---朗---触---失的过程。

此外，也有其它角度的探讨，如万云骏对《蕙风词话》鉴赏论和创作论的剖析；孙维城对《蕙风词话》中“词心”论的剖析；陈月晖对况周颐的真实论的分析；冯波丁在对《蕙风词话》的主旨、梦窗评论以及苏辛同源等问题的剖析等等。（77） 三、几点反思

20世纪中国古代词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

1、中国古代词学理论有没有内在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何在？它与古代诗学理论体系、戏曲理论体系或小说理论体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这个理论体系又有没有向审美现代性的转化的可能性？诸如这类理论问题，20世纪中国词学理论与批评研究并未给予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回答。

2、词与音乐之间关系的研究需要得到加强。词与乐的关系在一些词学著作中虽有涉及，但专著或专论并不多，建国前，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七章“宋代的歌词”曾对词的唱法、词谱等问题作过探究。四十年代初，刘尧民的《词与音乐》出版，这是近代以来第一部将词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专著。新时期以来，此方面最大的收获是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不过相对于词学文献的整理、词学理论史研究等，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显得很薄弱。由于词与乐的关系涉及到文学与音乐两大艺术部类，需要研究者较为广博的知识，研究者往往因为知识准备不足而望而却步，致使这方面的研究不尽如人意，因此，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加强。

3、词学风格学研究有待于深入。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由于特殊的政治斗争氛围，“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一直处于对立状况，并由此形成了围绕这两个主要创作派别和理论派别进行词学风格学探究的研究状况。新时期以来，虽然对此二者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的问题进行过多种讨论，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但积习甚深，甚至通过教学的普及而深入到一般初学者的潜意识结构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词学风格学的研究是极为不利的。今后关于词学风格多样化的研究应更加深入，特别是应多从“语言”问题及“句构”入手。 4、应加强对西方文艺新思维方式的引进与借鉴。一直以来，传统的感悟式评论、直觉式鉴赏等方式在词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逻辑分析方式则一直是词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借鉴合理的西方文艺新思维

方式来研究传统词论就更少。由于缺少新思维、新观念，一些很有价值的词学观念或理论往往遭到误解。试举一例。吴世昌的《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1991年）采取传统词话形式讨论词学问题，其卷一“词论” 共录词话142则，纵论词之源流发展，作词要领、评词标准，并评论部分词话，每有新见。如：称北宋无豪放一派；反对将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派；痛斥晚清词论家所标榜的“寄托”说；等等。不过，他斥谭献“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说法为“随心所欲，教人造谣，欺人太甚。实乃对真理的嘲弄、良知的奸污”，却又是臆断之论。实际上谭献上述说法强调了读者的能动性，蕴含着极深刻的接受美学思想。我们当然不能超出时代去强求吴先生接受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但在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与对话的学术氛围大为改善的今天，这却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