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词》等加以评述，分析了清代词选家们的理论见解。该著也有不少缺陷，如论词基本上以常州派“意内言外、有厚入间”的理论主张为标准，对常州派常有过誉之词，而对浙西派的评价则有失公允。 如果说20世纪前二十年是现代词学研究的草创期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则是中国词学研究的一个高潮期。这主要表现在：一、词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刊物与阵地。三十年代，龙榆生等人创立的词学专门性刊物《词学季刊》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词学原理性探讨的专著络绎而出。如夏敬观的《词调溯源》（商务印书馆，1931年）、梁启勋的《词学》（京城印书局，1932年）、吴梅的《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丘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胡云翼的《词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谢无量的《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三、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词史著作，如刘毓盘的《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和《中国词史大纲》（北新书局，1933年）、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37年）等。其中，刘毓盘的《词史》代表了词史研究的早期成就，查猛济曾在《刘子庚先生和词学》一文中高度评价说：“近代词学大概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象朱古微、况夔生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象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

兼顾两方面的长处”。（4）四、词学文献的校勘或整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唐圭璋于1934年自行出资辑印《词话丛编》，收录词话60种（后又另辑25种重加修订），可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后世。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解放后辑成）中的梦窗、南唐二主等12家10种年谱，也都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五、词学研究格局的基本形成。在这一时期，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等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还相应地有了各自大师级的学术人物。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位词学大师鼎足而立，不仅在词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还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个性。龙榆生长于词学批评学研究，用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学理论进行词学的宏观研究，对词的起源、发展、创作、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词的审美特征和词史的发展规律等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讨与论证。他的《研究词学之商榷》、《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体之演进》、《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颇具现代文艺美学意识的专论，打破了旧式词学侧重于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传统，开启了用现代文艺学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词学宏观研究的新理路。夏承焘长于词学考据学研究，注重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以及词乐、声律的研究。他从一般词籍校勘深入到词乐领域，进行精密细致的声学考订工作，其《白石歌曲旁谱辨》、《姜白石词编年笺注》是白石歌词创作与乐律资料的百科全书。他于词籍校勘之外，进行规模浩大的谱牒考订工作，是词学谱牒学的奠基人，其后出之《唐宋词人年谱》是治词者案头必备之书。他从具体作品入

手，进行词法考订工作，编辑《词例》，其词例归纳为后学打开了不少法门。这项工作与他早年的谱牒考订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几十年不曾中断。此外，他还于考订之外，对词作家、词学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如《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词律三考》等专文，也多是善于将词学考证结论或成果融入其理论思考的力作。（5）唐圭璋长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是词学文献学的第一大家。他穷毕生精力，致力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除《词话丛编》这部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之外，他于抗战前编著的《宋词纪事》，按时代先后分列宋代词人（列词人279位），也是宋词研究中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中“以宋证宋”的方法论原则对词集整理与词话研究也极有启发作用。 五、六十年代是词学研究的过渡期。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二是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讨论。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是从1955年8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第64期发表陈培治《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一文和同期詹安泰的答复开始的。游国恩、谭丕模、邓魁英、聂石樵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李煜其人和南唐社会的评价；2、前期李煜词的爱情描写和人民性问题；3、后期李煜词与爱国主义问题。后期的中心议题是“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且开始涉及到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解答有“类似--共鸣”说、“情绪、感触--共鸣”说以及“典型--共鸣”说几种看法，最后以何其芳的“典型--共鸣”说为权威的解答。1957年开始的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高

→低→高→低的发展过程。最初肯定的声音较高，繆钺、程千帆、谭丕模等人对李清照倍加颂扬。1958年，由于“大跃进”思潮和当时教改形势的需要，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遭到批判，李清照及其词作也遭到否定。从1959年到1962年，对李清照词作及《词论》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并出现了分歧，夏承焘、唐圭璋等词学大家也参加了讨论。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到：1、关于李清照的改嫁问题 ；2、关于李清照词所体现思想情感的评价问题；3、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评价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她的“别是一家”说，同时还涉及到李清照对北宋诸词家的评论，以及李清照的词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后有详论）。此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古典文学包括词学研究渐趋沉寂，对李清照及其词论的研究与争论也以一代词宗夏承焘的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的带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而结束。（6）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词学文献的校勘或笺注方面有一定的收获。如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校订重印的清代张宗橚的《词林纪事》、杜维沫校点的《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王幼安等注释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廖德明校点的《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夏承焘等校笺的《〈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王幼安校点与校订的《渚山堂词话》和《词品》（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