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边防之备大率皆弛，将不知兵，而兵不习战。”这是从政治，将帅、军制和士兵训练等方面，揭示宋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在宋神宗元丰年间，经过整军，将帅已经选择，士卒亦有训练，器甲犀利，财用充足。加上当时西夏发生宫廷政变，夏惠宗被禁囚，内部分裂。宋神宗就五路出兵攻西夏，曾深入腹地，直抵灵州。但结果大败而归。秦观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宋军多步兵，“军动以转输辎重自随，非馈饷不行。”而敌方多骑兵，“各赢斗升之粮，负于马上而战”“潜以精兵击吾归路，吾军粮尽引还，财腹背受敌。”接着西夏又集中兵力攻下永乐城。两次战争，宋方士兵和民夫死伤数十万人，还损失了大量物资。秦观写这些策论时，只是蔡州州学一教授，既无从军和从政的经历，又来到过西部疆场。但他对近百年的宋夏作战史了如指掌，评论得失，咸中肯紫，足见其对国事的关心，长期读兵家书亦确有所得。

在元祐初年，司马光迫于西夏连年用兵，主张归还元丰年间所攻占的兰州和米脂、葭芦等四寨。而主战派安焘表示反对，认为是弃险与敌。他说为国者不能畏用兵，须复讲攻扰之策。且西夏“乾顺幼竖，粱氏擅权，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若有以离间之，未必回不戈而多怨，此制胜一奇也”(《宋史·安焘传》)。安焘的奏章，秦观自然不得不闻，但他向朝廷呈献的对策则与安焘暗合。其对策即在边郡大兴屯田，使馈饷充足。以秦凤、泾原等五路之兵，“约以兵万人，岁各一出，虽大胜无轻入，虽小却无久留，务以挠羌人而

已。”他认为如用此攻扰之策，“吾之所短者无足虑，彼之所长者无所施”。最后西夏必因大困而以灵武归中国，当然，他的大兴田、分兵攻扰之策，未必能施行，但在战略战术上注意扬长避短，则甚为可取。在元丰末年和元祐年间，宋军注意集中兵力，发挥善于守城的特长，战斗胜利后不轻入，不久留，故常能居于胜势。其间西夏倾全国兵力连年攻战，每次均告失败。在攻环州时，西夏兵败，梁太后几乎被俘。宋军改变战略战术，不一定是从秦观论边防的策论中得到启发，但战争的实践却证明：秦观的献策“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

宋朝猜忌和防范武将，不敢委以全权和授以重兵。自太宗以后就实行“将从中御”，将帅出征，就预授策略和阵图，将帅只能“主文书，守诏令。”为了监督边帅，宋廷以“内臣监兵”。这些内臣不懂军事，但有权干涉军事行动。对于这种自败之道，名臣如王禹偁、田锡等早已提出非议。宋神宗长于深宫不知兵，元丰四年伐夏时，也“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二月戊戌条)结果招致大败。秦观的《将帅》一文云：“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虽是泛论“将从中御”之弊，但也是批评宋神宗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为了改变战争形势，他建议在西北两边各置统帅一人，“用大臣才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将者为之，凡有军事，惟以大义上闻，进退赏罚，尽付其手。”他的所谓“天下之将”，不仅能出奇制胜，攻城破敌，而且能立功千秋，

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这也是批评宋神宗伐夏时任非其人。当时三员将帅中的高遵裕是国戚，嫉妒贤才，指挥无能。宦者王中正会师失期，士卒多饿死。另一宦者李宪也无功而返。把致十万将士和民夫，交给这样的庸才、劣才来指挥，其结果只能是几乎全军覆没。 (五)秦观策论的写作特色

如上所述，秦观的策论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才、军事等各方面的问题。范围相当广泛。他“考论当今之得失”，主要采用“借鉴前世之盛衰”的办法，即从大量的历史典籍中收集历史例证，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他的策论写作的第一个特色。 粗略统计，秦观的五十策中，引用经传子史的资料共一千一百多条。其中援引《史记》、《汉书》中的事例为数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所用二史中的条目大致相同。他重视此二史。固然是由于此为最早的历史典籍，但更重要的是便于他实现写作意图。他以西汉文景之治比宋仁宗之宽政，然而叹息上下习变玩治，致使夷狄侵边。他以汉武帝之雄才大略比宋神宗的励精图治，然而失为烦苛，民不堪命。至于反复颂扬龚遂、黄霸治为天下先，斥责桑弘羊聚敛，张汤严酷，那也是为现实而发，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其次援引资料较多的史书是《后汉书》和《唐书》，将近二百条，加上前二史，约占总条目的半数。他反复评述汉宋的“党锢之祸”和唐末的“牛李党争”，对头面人物一一加以褒贬，是希望朝廷吸取历史上的教训，及时解决“元祐党争”。他认为党争是王朝的统治危机，必须多识

前古，消除这一祸患。除上述四史外，秦观还广泛引证了宋以前各朝史书，虽然条目多寡不一，但“观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来”，他对史书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他的策论纵横驰骋，包容古今，词采绚发，主要得力于历史研究。

“议论锋起”，“下笔精悍”这是苏轼对秦观的赞语，也是秦观策论写作另一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是由于他熟悉辩证法。在儒家经典中，他最注重《易经》，在子书中他最感兴趣的是《老子》、《孙子》和《淮南子》。这些著作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法。他学有心得，并自觉地将它运用到写作中去。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最基本的规律，它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既互相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矛盾，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秦观对此有很好的理解，写策论时善于分析事物矛盾的双方，鞭辟近里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如他以《易》理阴阳来论历代的朋党，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阴阳相与消长，君子小人相与胜负，因而形成治乱盛衰。又如《孙子兵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敌我、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胜败等等，秦观据此分析了宋与西夏近百年的战争史，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除了“对立统一”规律之外，秦观的策论还运用了辩证法其它的法则。他强调世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所以论治势、论法律时，均反复阐明“古今异势”，施政首先必须审天下之势，如果“己信臆决”，那就成了“不达事变之腐儒”。他认为察事应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