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阶级的法制传统即以儒为主，儒法结合。儒家的礼治主张德主刑辅，恩威兼施，德刑并用。它维护森严的等级特权，又给这种特权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这比法家主张的“以刑去刑”更有利于统治者。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之外，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和精心设计的儒家学说，也起了巨大作用。 (三)秦观的人才学
《人才篇》(《淮海集》卷14)是秦观最杰出的《进策》之一。此篇创造性地提出人才分类，即有成才、奇才、散才和不才四类，并指出各类的特征及如何任用。他的20篇《进论》中的很多篇章，亦直接或间接地阐明他的人才学说。
什么是成才?文中云：“器识宏而风节励，问学博而行治纯。通当世之务，明道德之归”作为人主要“付以大任而备责之”的成才，必须知识丰富，才能卓越，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器识和道德修养。关于人才的这一最高标准，他在《将帅》篇中有具体解释：“福于己而祸于人，则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后，则事有所不为；功成事毕，自视缺然，无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将也”(《淮海集》卷l6)。这段话说明了器识、行治和道德的含意。而在文臣中，他认为张良能达到这一标准。在《崔浩论》中，他说张良为汉初三杰，韩信王楚，肖何功封第一，而张良只要求封留。汉高祖出征，太子监关中，张良位处叔孙通之下，而无矜伐不平之意（语见《淮海集》卷21）。他所论的道德修养，与我们现
在所说的内容自然不同，但他论可付大任的人才。除知识才能外，还必须具备特殊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什么是奇才?文中云：“经术艺文，吏方将略，有一卓然，过人数等，而不能饰小行，矜小廉以自托于闾里。”例如诸葛亮就属于奇才的范畴。他自比管仲，乐毅，器识不宏。他能助刘先主成霸业，与曹魏攻战，然而刘先主只是一霸者，取天下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则不如孙仲谋，他充其量只是一“霸者之臣”。他有应变将略，治蜀为政清明，但刘先主伐吴，不能强言东 ，行治道德有所及缺“(语见《诸葛亮论》，《淮海集》卷21)。奇才虽然不及成才，但“嵚崟历落，颖脱绝伦”，人主宜深加爱惜，用之而不疑。如果求全责备，他们只能老于耒耜之旁。对于人才，我国古代贤哲们均主张“成大功者不小苛”，“有大略者不问其短”。因为“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秦观对此思想有所发展，其评诸葛亮亦有特到见解。 什么是散才?文中云：“随群而入，逐队而趋，既无善最之可纪，又无显过之可绳，摄空承乏，职位而已。”这段话揭示出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官僚的特征。他认为石庆、张安世就是这种散才。汉武帝用法严酷，连诛丞相和大臣。而石庆能终于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实因“无能有所正言”，“用事不关决”而已(《石庆论》《推海集》卷19)。张安世是汉宣帝时丞相，“匿名迹，远权势”，人皆以为贤，实际上是“深思熟计，欲以自媚于上”。凡
朝中定大政时，他就称病，等到议决后方出而视事。为相时久，无所进贤，又无显过，仅备位而已(《张安世论》、《淮海集》卷19)。对于这种散才，秦观主张“明赏罚而磨砺之”，就是说要加强考课，根据其实际政绩而决定奖惩。在封建社会里，君主的高度集权，庞大的官僚体制，是产生这种取位、备位守员的土壤。这类人无才无德，却能终于禄位，甚至获得贤名。秦观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批判封建主义，仍然有启示意义。
什么是不才?文中云；“寡闻见，暗机会，乖物理，昧人情，执百有司之事，无一施而可。”这种人见闻不广，不识机遇时会，不明事物之理，不通人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宜屏而不用。 在其他一些策论中，秦观也表述了他对人才问题的可贵见解。他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如说士人是“国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系，四海治乱之所属”。袁绍以为杀一田丰不足以与损益，结果因此而亡(《袁绍论》)。他认为善用人者，要“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才”。用人如果只看资历，“则盛德尊行，魁奇隽伟之人，或拘格而邅回”。如果只看重望，“则狂缪之流，矫亢之士，或以虚名而进拔”(《官制上》)。他认为君子论人要看其终身大节，如果丧大节，虽有一时之美，一日之长，也不可取(《王俭论》)。他说君主用真才，主要用其良谋。如周世宗用王朴平边策，先易后难，先平江南后图北汉，此英主之所为(《王朴论》)。而唐肃宗不
用李泌先取范阳，捣贼巢穴之良谋，卒成方镇之患(《李泌论》)。这些都表现了秦观关于人才问题的真知灼见。 (四)秦观的军事学
秦现自称系将门后裔，少年时豪气纵横，好读兵家书，想在征讨辽国和西夏的战争中，建立功业，恢复汉唐故地。他们关于军事方面的《进策》为数最多，有《将帅》、《奇兵》，《辩士》、《谋主》(《淮海集》卷十六)，《兵法》(卷十七)和三篇《边防》(卷十八)。他的《进论》中亦有论历代名将和战争之作。
宋代立国后，北有强辽压境，西有西夏侵扰。统治者虽长期献纳岁币，屈辱求和，但仍惶无宁日。其中西夏为患尤烈，正如秦观所云：“西边岁费四百余万，而羌虏数入逆，执事如雁行，将吏被介胄而卧(《边防上》)。为此，他在三篇《边防》中，研究了宋与西夏的战争史。考校胜负得失，并提出今后的对策。他指出：在宋真宗咸平年间，西夏李继迁先后攻占清远军和灵州，其得志的原因在于“继迁之党以凶悍狡险之姿，据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冲。”这就是说，西夏军队劲勇而善战，又占据有利地形。而宋方则“上下厌苦于兵，俱欲休息。”君臣均欲苟安，士无斗志，岂有不败之理！在宋仁宗宝元、庆历之间，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元昊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计数足以济其奸，勇决足以成其恶，料敌合变，有古单于之风，小羌入事请盟，唯恐居后。”而宋方呢，“天下承平